我們應當這麼說，荷馬時代的人與後世一樣，相信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然而，因為其哲學措詞上的力有未逮，他們對（靈）魂存在的形式，只能被迫以形而下的表達為之；使人對其印象模糊，甚至質疑身後（靈）魂存在之說。儘管這個議題晦澀難明，但就事論事，這些觀點，正說出深藏人類的確信─人並非在身體死亡後，就全然無存。

那些和華德萊主教一樣，因異教人士對來世的觀念模糊，而推定其為不相信（靈）魂不滅的人，忽略了「信仰」與「知識」二者之間的差異。「知識」乃是眼見為憑。然而，對一個「信仰」而言，即便是使徒對將來生命真理的確信，也絕不以可見的「知識」為根據。無論是對我們而言，或是對這些異教人士而言，在「信仰」與「知識」之間，都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因此，無論何者都需只憑信心，不憑眼見的向前。我們的信心，奠基於一個「事實」，就是基督從死裡的復活；這還是一個美好的盼望，並使我們不至蒙羞。然而，這是信心，不是實體；是盼望，不是眼見；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羅八24。）

儘管人墮落並陷入拜偶像的光景裡，人們從未拋棄自然宗教對死後之存在形式的假設。這樣一個與生俱知的道理（有些人稱它作屬靈直覺）從未被抹滅，而人們對此的探索，如同蜜蜂的築巢、收蜜，絕不受任何障礙的攔阻。異教中間一切關於人死後之生命形式的推論，可以歸納為哲學興起前和哲學興起後兩大類。在哲學思辯來臨以先，人們即已相信來世的存在，只不過是以神話和史詩的方式來表達。如前所述，他們將（靈）魂描繪成冰冷、無生氣的亡靈，如蝙蝠般穿梭於回憶的殘影之間；他們住在極樂淨土，如同退休的老人，佇著柺杖，追訴遙遠的光榮事績。然而，隨著思辯時代的來臨，人對於死後之生命形式的探究，便設定在心靈、物質（mind and matter）二元之間的差異。他們認為，人的本質由肉體與靈（魂）兩部分所構成，前者任憑衝動擺佈，後者遵照理性行事；前者出於土並屬土，後者出於神並像神；前者是必朽的，後者卻是不朽的。人們將靈（魂）的不滅視為公理，如同身體必朽般的無庸置疑。他們相信，人若不是和禽獸一樣身死即滅，就必定以其天賦的不朽本質繼續存在（由此可見，佛教轉世輪迴的理論，從未真正入侵西方思想）。思辯哲學在探討靈魂不滅的觀點時，並沒有在同樣的立論上，將心、物之間的差異一併攤開檢視。近代形上學家並未對（靈）魂不滅的論證帶來任何新的見解。人形而上的本質，以一體不變的原則看，它是不可分割並毀壞的；以一個運作的原則來看，它是恆動不止的；以一個活躍的精神力來看，它是無法銷滅的；以一個自覺官能的原則來看，它是無法湮沒的。儘管笛卡兒（Descartes）、艾迪遜（Addison）、孟德爾頌（Mendelssohn）、與巴特勒主教，都曾對這些假設性的前提多有著墨；只是這些前提，早在柏拉圖的斐多篇（Phaedo）中論及。稀奇的是，這樣一個廣受認同的觀點，經過了哲學思辯時期的反覆檢視，竟然不見絲微的新見。狄克（Dick）在其廣受尊重的「來生解析」（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state）中的觀點，竟與蘇格拉底在對話錄（Dialogue）中之觀點如出一轍。自從康德（Kant）對柏拉圖的「批判」以來（儘管他並非第一人），所有的人都得承認，在靈魂不滅的「信念」與「理性驗證」之間，有著一道連柏拉圖的演譯推論都無法跨越的鴻溝。也許我們可以將奧古斯丁對於受造者與創造者有關聖潔的界定，應用在人不朽本質的論證上。受造之人固然可以達到「不致犯罪」（posse non peccare）、「不致朽壞」（posse non mori）的境地；但唯有神自己，才是全然「不可能犯罪」（non posse peecare）、「不可能朽壞」（non posse mori）的。這位不能說謊的神（多一2）也是一位永不衰殘的神。對於一切的受造，從祂寶座前的天使，到剛出世的嬰兒，神是他們的生命，神是他們的光。唯有神自己，是生命與聖潔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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