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篇 庚子拳亂至民國成立期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
1.庚子拳亂
2.庚子之變─義和團拳亂
3.克林德碑
4.北堂─西什庫教堂
5.東交民巷歷史簡述
6.大清帝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
7.殉道傳教士
8.金陵神學院簡介
9.主的恢復在上海
10.倪柝聲弟兄的去世與安葬
庚子拳亂
義和團簡史
義和團初名大刀會，後名義和拳，原屬白蓮教一支，十九世紀末興起於山東，首領是朱紅燈。嘉慶年間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甲午戰敗，外國貨品大量輸入，中國本土經濟崩潰，使民生日困，列強更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加上教案叢生，國民仇外之心日增，義和團遂在排外情緒及民族意識高漲下，改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光緒年間，山東巡撫李秉衡與毓賢，先後嘉許拳民為民間團練，可在山東境內公開活動，後袁世凱繼任，對拳民嚴加剿辦，拳民遂流竄河北。直隸總督裕祿縱容拳民，慈禧亦加默許，讓拳民入京牽制洋人，使局勢更形混亂。（圖為義和團牌）
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經過
義和團之亂起于山東。山東注定成為庚子禍起之源是因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外來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沖突不問是非，將義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于基督教徒。他建議朝廷對義和團采取懷柔政策。他的縱容間接導致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而德國竟以此為藉口強佔膠州灣，使得當地中外關係更加緊張。1899年3月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持義和團暴亂，賞拳民以銀兩，令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不僅如此，還在山東出告示將「義和拳」稱號為「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官方的支持加劇了拳民對各地教士與教民的攻擊。12月，在華各外國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職務，改由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後，以重兵圍剿義和團，致使該組織於1900年春離開山東而轉入河北發展。（圖為全副武裝的義和團民）
1900年，慈禧因縱容義和團在北京大肆排外，圍攻使館、殺教士，列強提出抗議未果，英、美、 法、德、日、意、俄、奧八國遂組成聯軍，攻陷大沽口，繼犯天津，直迫北京。慈禧見大勢已去，於是挾光緒倉皇逃到西安，義和團戰敗，北京淪陷，聯軍大肆屠殺居民，搶掠財物，焚燒宮殿園林，頤和園珍寶也被掠奪一空。最後，慈禧派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向列強求和，乃簽訂「辛丑條約」，八國聯軍終答應退兵。（圖為義和團在北京的第一個壇口─于謙祠）
庚子教難
傳教士在中國最大規模的殉道事件，莫過於庚子年的義和團之亂了。這一次事變中，共計天主教有五位主教，四十八位教士，以及一萬八千教友罹難；而基督教更是有一百八十八位教士，五千位教友慘遭殺害。義和團民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天主堂二所。圍攻使館的情形，在一位被困教士所寫的書信中，表露深切：「記得我們被圍困直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雖然曾經派了許多送信的人，但能到天津又回到北京的，只有三人，其餘都在路上被殺，所以音訊全無，外面的事，一概不知。…去年冬天以來，在京城的周圍，中國教友已遭授拳匪的逼害，卻想不到在京城裡面，也這樣任憑拳匪攪擾，更使我們受苦。..二十一日午後，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家都同聲感謝神，使我們能夠從死裡復活。」其中天主教的西什庫北堂，避難教民有三千四百人，被困兩個多月。拳匪殺人的方法，殘酷至極，除直隸外，尚有山東、山西、東北、蒙苦等地，但被殺教士、信徒皆臨死不懼，甚至大唱讚美詩，令人動容。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新趨勢
庚子拳亂後，基督教的傳教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注重信徒的訓練，以及全家信主，在印刷、教育、慈幼等方面也有顯著的進展。尤其拳亂結束後，各國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傳教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轉危為安。其後山西浸信會以辛丑合約賠款創辦「山西大學」，美國亦以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多國起而效尤，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
教會自立、自傳的風氣，也在戰後展開，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遂逐漸普及到全國，各省先後成立自立教會。從1920年的80多處，增至1924年的330處，進步之速，於是可見。在傳道工作方面，亦漸漸由華教士負起主要責任，西教士逐退居輔佐地位。
拳匪亂後，基督教在東北、蒙苦、西北、寧夏等地，亦呈現蓬勃復甦的景象。當時在東北傳教的歐美教士，約有一百六十位。因著中國內地會的傳道，內為蒙古亦有約三千的信徒。至於雲貴高原，在1900年以後，中國內地會深入這些地區傳揚福音，這些部落民族舉家傾族的前來相信，他們大多未受教育，卻饑渴地蹲在地上，安靜等候講解福音。而部落方言譯本聖經亦逐漸增加。
維新運動
清末維新運動戊戌變法是發生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首的維新派，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於富強。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簽名。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7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次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在此後到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中，光緒帝發佈了一系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史稱「百日維新」主要四項改革 - 即教育、政治、軍事、經濟。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制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6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這6位志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子」）。分析變法失敗的原因，除了舊派反對勢力強大，朝中保守頑固者甚多外，支持維新者多為漢人，也是其中原因。新政取消一直以來對滿人的優待，使滿洲貴族疑懼，恐怕政權轉歸漢人之手，故多方阻撓。加上新政重視政治改革，直接影響到朝中官員及當時士人的利益，自然不受廣泛支持。然而變法也並非全無其影響，戊戌維新失敗後，慈禧太后欲廢黜光緒，又為外國公使所阻，更加深其對外人的仇恨，因而利用義和團向外人報復，招致八國聯軍入侵。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致力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標榜立憲，導致「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另外，國人深知清廷腐敗不堪，多不再寄望變法，轉而趨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終引發「辛亥革命」。
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滿清以降，許許多多的反清行動便時有耳聞。先有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後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與基督教思想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孫中山十四歲那年，與兄長前往檀香山就學，進入了一個基督教學校。十八歲時，從香港公理會喜嘉理（C. R. Hagar）牧師手中領洗，成為一基督徒。他受洗後熱心宗教，原想藉行醫而傳道，後棄傳道而習醫。從「博濟醫院」畢業後，便開始其革命工作。他有著十分虔誠的信仰，曾因回到家鄉，毀壞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而遭父親驅逐。在林百克所著的孫逸仙傳記中，對於此事有記載：「他這個時候…覺得他已屬於耶穌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份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何？因為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孫中山三十一歲那年，在英國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險，也就是所謂的「倫敦蒙難」。他靠著信仰，以誠懇的禱告，借手其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脫難。在其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長老的一封信，我們可見端倪：「…弟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其三民主義，亦是本著基督精神之自由、平等、博愛而設。1925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在其遺囑中，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認為，自己一生的生活和努力的革命，完全合乎基督精神。
庚子之變─義和團拳亂
一、義和團的興起
義和團初名大刀會後，後名義和拳，原屬白蓮教一支，十九世紀末興起於山東，首領是朱紅燈。嘉慶年間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甲午戰敗，外國貨品大量輸入，中國本土經濟崩潰，使民生日困，列強更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加上教案叢生，國民仇外之心日增，義和團遂在排外情緒及民族意識高漲下，改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光緒年間，山東巡撫李秉衡與毓賢，先後嘉許拳民為民間團練，可在山東境內公開活動，後袁世凱繼任，對拳民嚴加剿辦，拳民遂流竄河北。直隸總督裕祿縱容拳民，慈禧亦加默許，讓拳民入京牽制洋人，使局勢更形混亂。
二、簡述庚子之變
義和團之亂起于山東。山東注定成為庚子禍起之源是因為，山東巡撫李秉衡對外來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沖突不問是非，將義和團暴亂的全部責任歸咎于基督教徒。他建議朝廷對義和團采取懷柔政策。他的縱容間接導致1897年兩名德國教士被害。而德國竟以此為藉口強佔膠州灣，使得當地中外關係更加緊張。1899年3月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繼續支持義和團暴亂，賞拳民以銀兩，令其設廠教授兵勇拳藝。不僅如此，還在山東出告示將「義和拳」稱號為「義和團」，收歸官方所屬的團練。官方的支持加劇了拳民對各地教士與教民的攻擊。12月，在華各外國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換毓賢職務，改由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後，以重兵圍剿義和團，致使該組織於1900年春離開山東而轉入河北發展。（圖為山東巡撫袁世凱）
1900年，慈禧因縱容義和團在北京大肆排外，圍攻使館、殺教士，列強提出抗議未果，英、美、
法、德、日、意、俄、奧八國遂組成聯軍，攻陷大沽口，繼犯天津，直迫北京。慈禧見大勢已去，於是挾光緒倉皇逃到西安，義和團戰敗，北京淪陷，聯軍大肆屠殺居民，搶掠財物，焚燒宮殿園林，頤和園珍寶也被掠奪一空。最後，慈禧派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向列強求和，乃簽訂《辛丑條約》，八國聯軍終答應退兵。
克林德碑
克林德（1853-1900）德國男爵，外交官，來華後曾任廣州、北京等地的領事官。1899年任駐華公使，1922年義和團在北京發展時，克林德極為仇視，無視國際公法，親自指揮屠殺義和團。
5月19日，清政府因各國聯軍攻陷大沽口砲台，「顯係各國有意失和」，中國對各國不再保護，「限二十四鍾內各國一切人等均需離京」。當晚，各公使聯名復函總理衙門，以時間太短為由，請展期離京，而克林德卻帶同翻譯氣勢洶洶前往總理衙門抗議。抗議途中，遇端王部屬恩海率士兵巡邏，止轎於市。克林德在轎中首先開槍，恩海躲過敵彈後即發槍打死克林德，此即為「克林德事件」。克林德事件為列強提供了一個出兵侵略中國的藉口，成為日後八國聯軍的導火線之一。戰後，根據清政府與十一國駐華公使簽定的「議和大綱」內容規定，清政府要位原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其遇害處樹立銘志之碑，用拉丁、德、漢各文敘列中國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清廷於1901年6月25日興工，用銀120萬兩，費時一年七個月，於光緒28年12月20日舉行「克林德牌坊」落成典禮，醇親王戴灃代表光緒皇帝蒞臨致祭。
圖為克林德碑，利於東單西總部胡同西口外，南北橫跨崇文門內大街。額坊刻清光緒皇帝諭旨一道，中間為漢文，左為德文，右為拉丁文，文曰：「德國臣使男爵克林德，駐華以來，辦理交涉，朕深依任，乃光緒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亂，該使臣於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深悼焉。特於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並以表朕旌善惡惡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懲前戒後，毋忘朕命。」此碑坊成了清廷喪權辱國，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證。
北堂─西什庫教堂
北京西什庫教堂為天主教直隸北境總堂，所屬教民有4萬餘人，所屬住堂29座，其中在京城有5座，其餘分佈在順天府各州縣和直隸北部各府。下屬分設會所500余座及大堂、公堂、小堂若干。在義和團運動中西什庫教堂成為團民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1900年6月直6日至8月14日，1萬餘名義和團團民和清軍連續圍攻、炮擊西什庫教堂，但始終未曾攻人。
繼6月15日義和團燒毀宣武門教堂(南堂)之後，6月16日傍晚，義和團開始包圍攻打西什庫教堂。此前，樊國梁主教根據北京的形勢，在與法國公使協商後，從法國公使館調來一些水兵，並從義大利公使館借來部分水兵，又勒令華人教民共同修築工事，武裝西什庫教堂。已使西什庫教堂四周形成一道堅固的、堡壘武的防禦工事。當時的西什庫教堂中駐有法國海軍30名，義大利海軍10名，法國教士重3人，修女20人，以及華人教徒3200余人。曠時日久的包圍，教堂內所存糧食十分緊張。在保證教士、修女、海軍水兵口糧的前提下，華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兩口糧，後來減到每人每日二兩。有的華人教徒耐不住飢餓，從教堂圍牆缺口逃出來。也曾有守堂駐軍乘隙外出搶糧之事。6月16日，義和團剛開始圍攻北堂時，教堂內早有所准備，且守堂的法、意水兵皆持現代化武器；而進攻的義和團團民們僅持原始的刀矛，再有就是篤信不移的「符體法術」，所以片刻之間即被守堂駐軍打死48人。但這些滿腔熱血的義和團團民們，不僅自製火箭，還自挖地道，埋地雷。頃刻間，大堂東、西部被炸毀，洋兵多有死傷，統率法軍的軍官恩利亦被打死。在6月20日朝廷「對外宣戰」後，清軍加入攻打西什庫教堂的行列。大隊團民將教堂團團圍住，在義和團的包圍圈之外，端王載漪令虎神營官兵在「西什庫之南，惜薪司口內，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北而擊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南而擊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西而擊之；西安門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設擡槍向內而擊之。」(《時事志略》)如此團團圍困，四面攻打，槍炮齊發，僅將教堂鐘樓樓頂掀起，將正堂頂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卻始終未能攻破。（圖為西什庫教堂─北堂）
圖為天主教北堂主教樊國梁。樊國梁（1837-1905），法國人，1862年來中國。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之後，他出於報復心態，引導聯軍有目的的搶劫，並親自率領教士、教徒四搶略。紐約先驅報和巴黎時報都曾揭露與教士身分不符的強盜行徑。
樊國梁在自己搶的差不多之後，發出一道禁止教民繼續搶劫的命令，說自己的行為是得到法國公使的特准，而教民既不屬於軍隊，又是沒有特權的中國人，沒有權力去「籌辦」糧食。
八國聯軍向北京四周擴張侵略之時，他主隊為各國軍隊提供一批教士和教徒充當翻譯及情報員，以有效擴大聯軍戰果。1901年，樊國梁以「英雄」之姿回到西歐，受到羅馬教廷高度讚揚。為了他在中國的「功勳」，教皇賞以「宗座衛士」的稱譽，法國亦授以十字榮譽勳章。躊躇滿志的樊國梁於1902年再度來到中國進行活動，1905年病死於北京。
東交民巷歷史簡述
5月28日，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國在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式決定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國的海軍陸戰隊400多人，陸續由天津乘火車開到北京，進駐東交民巷。隨後，各國繼續向中國增兵，各國軍艦24艘集結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軍達2000餘人。6月6日前後，八國聯合侵華政策相繼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八國侵略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殘絕人寰。
1900年7月16日，製造了海蘭泡慘案，8月28日，俄國軍隊佔領齊齊哈爾；9月22日，佔領吉林，28日，佔領遼陽；10月1日，進入盛京（瀋陽）。俄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圖為東交民巷法國郵政局舊址，其東邊為法國大使館舊址。）
1900年11月，俄國脅迫奉天將軍增祺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企圖把軍事佔領合法化。俄軍利用軍事佔領的機會，大肆掠奪中國東北的金礦、煤礦和森林資源。
1900年6月10日，外國侵略軍2000多人在西摩爾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攻，沿途遭到義和團民眾的抵抗。侵略軍向北京進犯以及大沽砲台被攻佔的消息傳到北京，激起民眾無比憤怒。他們先後殺死在京挑釁殺人的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處死。6月15日到20日，先後向西什庫的外國教堂及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發起猛烈的攻擊，狠狠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
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後，清政府8月7日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正式向外國列強乞和。1900年12月，列強各國（除了出兵的八國外，又加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三國）向清政府提出《議和大綱》，後又訂立詳細條款，於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簽字。《辛丑合約》的主要內容：懲辦“得罪”列強的官員；派親王、大臣到德國、日本賠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國人建立和參加抵抗侵略軍的各種組織；賠款4億5000萬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9億8000萬兩白銀；在北京東交民巷一帶設使館區，各國可在使館區駐兵，中國人不准在區內居住；平毀大沽炮臺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臺；各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駐兵。《辛丑合約》簽訂後，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圖為東交民巷英國代辦處舊址）
大清帝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
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異族為「藩屬」或「外夷」，同外國向無正常的外交往來，只有藩屬國的定期朝貢。因此，清廷一直沒有一個專門的外交機構，只掌管朝貢事務的禮部和理藩院。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清廷與英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性質已與朝貢截然不同，只好委派臨時性的欽差大臣負責辦理。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和廣州為通商口岸，才設立了一個名為「五口通商大臣」的官職，先後由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兼任，以負責通商交涉事宜。清廷的這一做法，一方面承認了它同西方各國已不是藩屬關係，非禮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轄；另一方面則仍舊不肯放棄「人臣無外交」的傳統觀念，把同西方國家的交涉視為臨時性舉措。
咸豐十年八月，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咸豐帝倉皇北逃，臨行前授其弟恭親王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留京督辦「和局」。奕訢與以往的欽差大臣不同，他一受命就在圓明園附近的善緣庵設立公所，與聯軍交涉。入城談判時，又先後在法源寺、嘉興寺等處辦公，建立臨時外事機構。不僅如此，協助他辦理「和局」的有大學士桂祥、戶部左侍郎文祥、總管內務府大臣寶鋆、順天府尹董恂、統兵大臣勝保等一批文武大員。在長達數月的對外交涉中，他們或奔走聯絡、隨同交涉，或撰稿具文、繕寫文件，各司其職。在京城無主的情況下，這些人聚攏於奕訢周圍，一個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已具雛型。九月十一、十二日，奕訢分別與英國公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在禮部大堂交換了《天津條約》文本，並簽訂了續增條款——《北京條約》。
和局「成功，清廷的對外交涉可謂告一段落。然而事實遠非如此，條約雖已訂換，更多的涉外事務又紛至遝來，諸如賠款割地、公使駐京、建立海關、新辟通商口岸、實施新稅法、招募華工出國、教士入內地傳教等，皆在條約規定之列，勢在必行。另外，西方列強對原來那種只與地方督撫打交道，而不能與清廷直接交涉的方式早有不滿，因此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額爾金曾特別強調公使駐京這一要求，一再表示要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清廷設立一個正式的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咸豐十年十二月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奕訢等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並建議其機構「一切均仿軍機處辦理」，「以王大臣領之」，派軍機大臣兼管。身在熱河的咸豐帝很快批准了這一奏折，但朱批諭旨卻比原奏多了「通商」二字，稱「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在咸豐看來，洋人唯利是圖，外交即是通商。對此，奕訢等頗感疑慮，再次上奏，強調通商事宜在上海、天津已分別有南北洋大臣駐紮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控；更重要的是洋人會以為此衙門專為通商而設，不辦理其他外交事務，可能再找麻煩，因此，請求省去「通商」二字。咸豐帝朱批「依議」。於是，清廷的第一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名正言順地設立了。
在總理衙門的選址問題上，清廷又頗費了一番腦筋。開始，奕訢等人曾打算在禮部大堂設立辦公之所，但考慮到大堂是考論國家大典的地方，地位崇高，若在此接待「夷人」，則有礙國家體面，也會影響禮部的正常工作；若選在地位較低的禮部司堂，又擔心會引起列強的不滿。最後，才決定將衙門設在崇文門內東堂子胡同。奕訢等在給咸豐帝的《奏總理衙門未盡事宜擬章程十條》奏折說道：「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查東堂子胡同舊有鐵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堂、科房等處，盡足敷用，無容（庸）另構。惟大門尚係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制，恐不足壯觀，且啟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 （圖為總理衙門）
當時，清廷各類衙門的規模都比較龐大，一般擁有房屋百間至數百間。總理衙門之所以因陋就簡，一方面反映了清廷還存在著「夷卑我尊」的心理；另一方面，他們只不過是把設立總理衙門當做權宜之計，待「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然而，外國事務非但未簡，反而日趨增多，清廷裁撤的初衷自然也就無法實現了。特別是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有關之事，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無不在其管轄之內，故有「洋務內閣」之稱。它與軍機處雖無明顯的對等關係，但實際上軍機處只管對內事務，總理衙門則統管涉外事件。
總理衙門的設立，受到了列強的普遍歡迎，英國公使魏妥瑪聞之「甚為欣悅」，認為這是西方「數十年求之不得」之事；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更稱讚這是「中外各國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在列強看來，總理衙門一定會成為他們對清廷施加影響和控制的有效工具，然而，後來的情況卻讓他們頗感失望。隨著清廷倡導的洋務運動的開展，他們甚至發出這樣的抱怨，說中國過去「很弱，我們在各口岸可以為所欲為，但總理衙門最近的政策使我們認為，其中多數大臣已深信，中國現在強得足以恢復早先那種驕傲自大的作風」，聲稱「必須使狡猾的中國人安分守己」。總理衙門「體制不崇，職責不專，遇事拖延」，早已無法滿足列強的需要了。 （摘自郭福祥 左遠波《中國皇帝與洋人》，時事出版社2002年2月版）
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任慶親王奕新總理外務部事務，體仁閣大學士王文韶為會辦外務部大臣，工部尚書瞿鴻機調補外務部尚書，授為會辦大臣。２７日，中國議和全權大臣奕新、李鴻章照會外交團領銜公使，外國公使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外務部管轄的范圍極廣，負責一切對外交涉的事務，除簽訂條約、划定疆界、派遣使節外，更多的是有關通商、海防、路礦、關稅、郵電、華工、傳教、游歷等事務。
殉道傳教士
一、Horace Pitkin
Horace Pitkin was born October 28, 1869,in Philadelphia, the eigh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n his father’s side, of a Pitkin who came to New England from London in 1659 and was attorney-general of Connecticut. Coincidentally, two distant relatives were Oberlin residents. His mother’s father, Rev. Cyrus Yale, was at one time a missionary among the Cherokee in Alabama. His mother died when he was a child, and he was raised by her sister.
Pitkin was from a wealthy Philadelphia family and was so well off that he donated to the American Board the stipend he received from a supporting church. A lineal descendant through his mother of Elihu Yale, he was a graduate of both Yale University and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One of his older sisters was married to the son of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When He applied to the American Board for appointment as a missionary, he noted in his application that his decision to go abroad was affected by two deaths in his family:
「I found that God has been opening the way for me by taking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ister to himself. My study has shown me the true depth and glorious possibilities of the missionary service, and I knew perfectly that God wanted me to work for Him in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There has been no call from the clouds ,but the facts of my life and the result of study inspired by, and carried on under god have been a sure and certain call to His work in the waste places.」
Horace met Letitia E. Thomas in July 1895. They were married a year later, in October 1896.In May 1897, They reached china.
關於彼金，有一段敘述：
塗太太（Mrs. Tu）走近彼金（Pitkin）問他，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甚麼也不能作－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
午夜時分，在彼金催促下，郭（Kuo）跳出牆，趁夜逃走。他走之前，彼金對他說，「我的信件也許會對找到並被毀。你若看見這事發生，請傳話給彼金太太，說，神與我同在，祂的平安是我的安慰。告訴小霍拉的母親，要對霍拉說，他父親最後的願望是，當他二十五歲時，他該到中國來作傳教士。」這兩個人跪下再禱告。臨去時，彼金說，「銀無用，金也無用，站穩在信上。」
二、Susan Rowena Bird
Rowena Bird於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降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Sandoval。她因為身體虛弱而無法過正常的學校生活。她的父親威廉(Rev. William Harrison Bird)是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她於二十五歲時離開了美國來到中國。
Rowena Bird在山西佈道，她所住的房舍雖然霉腐潮濕，牆上滿是龜裂，而門外正對著一條腐臭的排水溝，這些對於她健康不利的因素她從未抱怨。一年將屆她已身心俱疲，不只是她，對所有的宣教士而言，一方面忙著宣教而又必須學習異國的文化、語言和風俗絕對是疲憊不堪。
Rowena Bird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三日星期五給她的弟兄寫的信中說明：
『這或許是我給你最後的一封信。我有這麼多的話想說卻也不知從何說起。Hsiang Hsi要我們把所要寄的信都送往他家，等到這個國家重新恢復太平，他會將信送到天津。我必須向你們所有的人訣別，親愛的母親，以及你們所有的人…我們所有的人都已分散四處。我不懷疑，有些人倘若他們可以救我們，他們會為我們捨命或者只是和我們一同殉道，就如一位太原府的中國人所作的。可憐的人們，對他們而言這真是可怕的時刻。所有否認其宗教的將受保護…
在她殉道前，在寫給她的弟兄的信中說道：
「你若不再看見我，請記得我不後悔我來了中國。我是否救了任何人，只有祂知道；但這事是為著祂作的，並且我們都要到祂那裡去。親愛的，再會。」
金陵神學院簡介
金陵神學院乃中國基督教所辦神學院，院址在江蘇南京，因南京古稱金陵得名。1952年由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創辦﹐由當時華東區12所新教神學院和聖經學校聯合組成。其後華北13所神學院又合併成為燕京協和神學院。1961年燕京協和神學院復並入金陵協和神學院。該院宗旨為﹕根據中國基督教「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培養愛國愛教﹐忠於基督教信仰﹐擁護社會主義﹐在學術上有較高造詣的教牧人員､神學教育師資､神學和宗教研究人員以及從事基督教文學､音樂､藝術等方面研究的專門人才﹐為中國基督教服務。設有專科(2年制)､大學本科(4年制)和研究科。向全國教會招生。課程設置包括聖經研究､教會史､神學研究和教牧神學以及其他輔助學科。對歷史上各宗派的特點﹐採取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的積極態度﹔並吸取中國文化歷史遺產﹐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基督教神學的道路。設有函授課﹐編印函授教材﹐供全國教牧人員和義工訂閱自學。出版有《金陵協和神學誌》。
主的恢復在上海
上海的召會是1926年年底，汪佩真姊妹和一些姊妹在辛家花園，汪佩真父母的家裏開始擘餅的。那是因為汪佩真姊妹在南京唸神學時，接觸到李淵如姊妹，也遇見倪柝聲弟兄，之後就轉到主恢復這條路上來。1927年，倪弟兄再一次到上海，和當地的聖徒一同擘餅聚會，而後汪家從辛家花園遷到賡慶里，聚會的地方也遷到賡慶里。同年，倪弟兄把他的福音書房出版社從羅星塔搬到上海。1928年1月，他們在上海哈同路的文德里租到房子，就不在汪家聚會了。從那時候起，直到1948年底，上海召會都是在那裡聚會。1948年在南陽路買了一塊地蓋大會所，聚會才搬到了那裡。
1928年2月1日，倪弟兄在上海召會有第一次特別聚會，稱作「得勝聚會」。同年，倪弟兄寫完「屬靈人」並且付梓。原創於1923並停於1925年的「復興報」，是年亦在上海復刊。1930年，倪弟兄將他在上海每主日，或其他時候所講的生命信息，編整出版了「講經記錄」。1931年，倪弟兄在上海有了第二次的得勝聚會，並於1934年，召聚第三次的得勝聚會。同年，倪弟兄在上海設立了杜忠臣、林光表、吳錫祜三位長老。
1942至1946年上海召會處於風波之中，後因李弟兄釋放「生命樹」信息而得著恢復。隔年，因李弟兄在上海召會帶領「召會傳福音」，上海召會擘餅的人數從原有的一百位增至一千多位，分成十六個家擘餅。
倪柝聲弟兄的去世與安葬
一、作奠祭被澆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九年二月，倪柝聲弟兄在上海召開兩次領頭同工們的緊急特會。在最後一次聚會中，經過多方禱告和考量，倪弟兄決定為著主恢復的工作留在上海。一面，他完全信靠主的主宰；另一面，他知道有危險，他也豫備好為主的見證犧牲。他甘願如此，必是由於主恩典的供應。他決定留在上海以後即刻採取行動，進行他在鼓嶺的第二期訓練。
一九五○年一月，他訪問香港，打算停留片時，就回去中國大陸。各地的弟兄們勸他不要回去，警告他會有危險。然而，因著他對大陸上眾召會、眾同工、及主的見證的負擔，他毫不猶豫的決定要回去。在這一面，他就像使徒保羅在行傳二十章二十四節一樣：『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他知道有危險，但他意志堅定，靈中勇敢，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從主所領受的職事。這時，他接到從汕頭來的電報，說他母親去世了。然而，因著大陸眾召會和眾同工急切的需要，他在三月中旬直接從香港回到上海，把他母親安葬的事變由他大姊料理。
這是在中國的恢復緊要的時候。倪弟兄回到上海，勞苦照顧眾召會和同工們，並造就許多從公會和自由團體轉到主恢復的信徒。他豫知即將發生的事，所以抓住機會，出版他在鼓嶺兩次訓練中所釋放的信息。他希望這些信息能保存下來，使眾召會將來能得益處。
一九五二年春，他被捕入獄；經過長期的審訊，他在一九五六年夏被判十五年徒刑，但他至終並沒有得著釋放。
在他被監禁的期間，只有他的妻子得允許偶爾去看他。他的妻子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七日去世，這使他極其憂傷，也斷絕了他與外界一切的接觸。她死後不久，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倪柝聲弟兄也走完了他在地上的旅程，與他付上生命代價所事奉的基督一同安息了。
他對主的信仰從未改變。他將自己當作奠祭，澆奠在主的恢復上，為著照顧眾召會，就是照著他從主領受的異象和使命，藉著他的職事所建立的。他打了美好的仗，跑盡了當跑的賽程，並守住了信仰。
他在被監禁的期間雖然受了限制，但他的職事卻不被捆綁。（提後二9。）在主的主宰之下，他的職事傳遍全世界，向今日的基督教作了相反的見證，對所有尋求主的基督徒卻成了豐富生命的供應。
他惟一的負擔在於眾召會作神的家，神的帳幕。他自己屬地的帳幕被拆毀了，但他心中所掛著的眾召會不只仍然存在，更繼續旺盛的生長，在地上廣為開展。『他雖然死了，卻仍舊說話。』
圖為倪弟兄最後的一封信，表明他去世時所在的農場頗遠，離車站十里路，還要翻一座山。他改變主意，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姊來看他，並且把處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託她，這些似乎指名他感覺到自己快要離世。在同一天，他就過去了。
二、離世與屈辱
我們無法追蹤倪弟兄死亡的原因。然而，在他離世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弟兄或姊妹在他身邊。就人來說，這樣的離世是何等可憐，又是何等的屈辱。關於他的死亡與葬禮，並沒有正武的通告。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火化。只有倪師母的大姊接到通知說，他已經去世，並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火化了。乃是她把骨灰收來交給倪弟兄的表姪婿。這位表嬸嬸就在自己家鄉浙江省海寧縣觀潮那裹，把倪弟兄的骨灰與倪師母的葬在一起。
以下是倪弟兄一位姪孫女的記述；撿倪弟兄骨灰的時候，就是她陪伴著倪師母的大姊：
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農場纔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臨離去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牠背下來記在心裏：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的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但主卻豫備了更好的－他們團聚在主前。
倪弟兄就這樣結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十七年後，一九八九年五月，倪弟兄的兩位侄兒把他和倪師母的骨灰一起移到江蘇省蘇州市香山公墓，葬在『基督教墳場』，他弟弟倪懷祖及其妻的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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