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篇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檢討
1.回顧西教士來華傳教史
2.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3.結語
回顧西教士來華傳教史
十九世紀初，更正教的西教士陸續來到中國。第一位來的馬禮遜。他在主後1807年來到中國。那時清廷不准外國人到中國傳教，所以，馬禮遜就假借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職員的名義，到了廣州，其實他的目的是要來傳福音。他得到一個梁姓中國人的幫助，把聖經譯成中文。
從那時起，到1850年左右，歐美，特別是歐洲，成立了許多差會。這些差會主要的任務，是到亞洲和非洲傳道，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大洲是最落後的地方。這些差會所差派的西教士，大多數到了中國。當時到中國來的西教士，主要來自三個團體，第一是來自美國的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他們在中國的大本營，市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守真堂。
宣道會是1887年，宣信（A. B. Simpson）弟兄所成立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們的一個聯合會；他們從其中差人往外出去傳福音。宣信弟兄對屬靈的事，相當有認識，他寫的詩歌，如：「我與基督以同釘死，十架已將我解釋，」「唯有耶穌，永是耶穌，」「主求你向我吹聖靈，教我如何吸入你，」都很深入，有屬靈的價值。他的同工們，也都有些屬靈的分量。西教士中有位吳伯瑞（John Woodberry），相當有屬靈的分量，上海的守真堂就是他和他妹妹建立的。
他們在中國的工作雖然不廣，但屬靈的分量卻是最重。他們中間曾出了一位華人佈道家，他原是位名醫，從吳伯瑞得著幫助，非常愛主，也非常有屬靈的竅，差不多算是中國基督徒中，第一個認識生命的人。他講解過啟示錄，他的講解也相當有價值。此外，有些醫學院的學生，也有相當屬靈的經歷靈的分量。所以在中國，宣道會在屬靈上可說是比較拔尖的。當時，在廣西的負責翟輔民（Robert A. Jaffray），出版了「聖經報」；這在中國，對講解聖經來說，稱得上是一流的。
第二班傳教士，是來自英國弟兄戴德生（Hudson Taylor）所創辦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他們主要是到中國內地傳福音。內地會的傳教士們，到中國來的可算是最多。1887年，有一次就差遣了一百位青年西教士到中國來。庚子年拳亂，被殺害的西教士，也以內地會的為最多。戴德生最後死在湖南長沙，葬在鎮江。
第三班傳教士，是來自美國的南浸信會。他們的工作，原在華東北一帶地方最興盛，特別在山東，以後就轉到香港。他們所傳的福音很純淨，也相當有屬靈的分量。這三般傳教士，大多是在1850年至1890年間，來到中國。
此外，還有一股相當大的力量，來自美國的長老會。那時，美國南浸信會和長老會差來的傳教士，都是先到華北，而他們的目標都是在蓬萊和煙台。這兩個地方，就是美國長老會和美國南浸信會在中國的發祥地。他們辦了一個聯合大學，就是今天濟南府的齊魯大學。這兩班人初期到中國來，都是相當有分量，又肯出代價。他們在山東開工的歷史，可說是可歌可泣，值得一讀再讀。
因著這些西教士的努力，纔打開了古老中國福音的門。內地會的傳教士們，也到中國內地各省去，把福音的門打開。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迷信拳匪，盲目排外，而這些拳匪恨惡外國人，排斥外國宗教。凡是中國人信奉基督教的，都叫做二鬼子；頭號鬼子是黃毛藍眼珠的外國人。那時，福音很少達到教育界，達到知識分子；接受福音的多半是一般勞工，作粗事的人。這班人雖然對真理不太清楚，但救恩他們是得著了，也相當愛主。
拳匪在各省殺害外國人，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其中在山西被殺死的西教士最多，大部分屬於內地會。中國信徒也有成千的人被殺、殉道。拳匪之亂的結果，引起八國聯軍，攻進北京，皇帝逃往西安，中國投降，賠償難以估計。
這件事對基督教的刺激、激動，遠勝過對政治的影響，因為許多西教士殉道了，他們大部分是英國人，多屬內地會。當時在英國，有相當多有屬靈分量且明白聖經的人，如弟兄會的人；還有一些福音大漢，以及差會的發起人，如戴德生這樣的人；並且來有一些內裏生命派的人。他們知道了西教士在中國殉道、遭遇逼迫的事實後，就被激動起來，接受一個負擔，在主面前迫切禱告。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確實相信主聽了他們的禱告，因為往後整個中國的變動，對傳福音、接觸教育界的人，實在是極大的方便。
另一面，主也實在是開了福音的門，從1911年之後，主就把福音直逐漸帶到中國的大學裏。到了1920年前後，從南到北，福音深入教育界，許多中學生、大學生都接受了救恩。同時，主也興起了幾個中國本地人，向中國人傳福音，其中有位丁力美牧師，是個奮興家，他所傳講的是生命之道，可說是個活在主面前的人。（摘自「歷史與啟示」，李常受）
西教士來華功與過
神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可以回溯到1850年。從1850年到1900年這半世紀問，主實在恩待了中國，有相當好的傳福音者來到中國。在此之前，馬禮遜約在1807年來華，那時只能勉強傳一點福音，並不能說是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乃是到戴德生，他在1860年左右到了中國；當時福音的工作，的確有好的開頭。我們若讀戴德生弟兄的傳記，不得不承認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國傳福音的人。其他如郭顯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他們也實在愛主，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為福音擺上；他們無論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見證。他們都單純的為著福音，不為別的。
到了二十世紀初，從西國差會到中國來的人，已經相當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攙雜在其中。然而在這樣的複雜裏，神的確保留一部分真實把福音送到中國來的人。像宣道會裏的吳伯瑞（Woodberry），又如華中的楊格非（Griffiths John），他們都忠心的把福音送到中國。這好比教會在五旬節之後，雖然有混雜，但裏面還是有精金的成分。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西方差會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的確有許多不滿和惡劣的印象。我在學校裏，曾讀到由美國人所編寫的世界歷史，上面明白寫著：「差會是帝國主義的機關。」我們拿著這樣的課本去請教校長；他是美國人，同時也是差會的教士。這個虔誠、得救的人也承認，書上的記載有相當成分是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即便如此，傳教士中仍有不少純正為著福音的人。
盼望我們對差會到中國來，有清楚的看見；他們並非全數是複雜的，其中也有非常寶貝、純誠的人。那些人實在是將他們的一切，都全然為福音擺上，單純的為著主，一點沒有別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紀下葉，福音的種子纔能正式撒在中國民間。
因著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國內地，福音普及到許多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時，他們在山西的工作相當有成效，一直擴展到西北。他們把美好的福音種子，種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那純潔的種子，一點沒有藉著辦教育、辦醫院等，有其他攙雜的成分。
所以到了庚子年問，可說甚至撒但都「眼紅」，便興起義和團起來迫害。這件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義和團有正當的藉口，但是撒但卻藉此殺害了許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藉此作了煉淨的工作，並繼續不斷的興起人來。
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
一、在天文學的貢獻
中國古代從漢迄元，平均每隔三十年即改曆，明初以來行用《大統曆》，惟以官方天文家能力未逮等因素，此一內容因襲元《授時曆》的曆法在兩百七十餘年間均未嘗改憲，且成化(1465-1488)以來，預推交食往往不驗。萬曆年間，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赴南京北極閣上的觀象臺參觀時，發現欽天監當時所用測天儀器的極軸竟然偏離天極三度多，而官方的天文家們卻矇瞶莫知，由此一事實可窺知當時的天文水準已相當低落。且在明末之時，任職欽天監的官生更往往是濫竽充數，許多人不僅不知天文曆算，甚至連星占術數亦莫知所以。
明末耶穌會士初入華宣教的效果並不顯著，後利瑪竇體認出天算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的特殊地位，故建議教會派遣精習天文曆算的教士為中國政府推驗天象，欲藉西方天算之長，間接替教會宣傳。此一策略頗獲教會認同，先後選派了熊三拔(Sebastiano de Ursis, 1575-1620)、陽瑪諾(Manuel Diaz, 1574-1659)、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精於天算的會士來華。
崇禎二年起，徐光啟更受命成立曆局，率同鄧玉函、羅雅谷(Giacomo Rho, ?-1638)、湯若望等耶穌會士以及李之藻(1565-1630)、李天經(1579-1659)等奉教漢臣推究西法。這些天主教天文家冀望將欽天監變成中國官僚體系內的第一個奉教據點，以利在中土宣教，故極力鼓吹西法的優越。明清鼎革之際，湯若望在曆局成立十六年之後，終於成功地率奉教中國天文家獲得清朝欽天監的領導權，並自順治元年開始正式以西法為清政府制曆。
二、利瑪竇、南懷仁與湯若望
1.利瑪竇
義大利人利馬竇為耶穌會教士，少習法律，並博通地理、天文、算學等。1582年受耶穌會負責東方教務的視察員范禮安指派赴中國傳教，1582年8月抵達澳門。
利氏到達澳門後，為了適應境，取名西泰，改穿華服，苦心學習中國語文十五年，貫通中國經史，並將中國的《四書》繙譯為拉丁文，寄回歐洲，宣揚中國文化。利氏留居廣東期間，為中國人講西方天文、地理、算之學，又開放肇慶教會圖書，讓人參觀，所藏西書，令士人讚嘆不已。其著作、學識亦令時人所驚服，紛紛隨他學習，例如江蘇名士睢太素，就從利氏學天算，幾何學，並為他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第一冊。利氏歐洲科學知識、天文籠絡知識分子，作為日後傳教的第一步。
1601年，利瑪竇蒙神宗接見，向神宗獻《神輿萬國全圖》、自鳴鐘、天主聖像、《天主圖》等，甚得神宗嘉許，並准許耶穌會士留居京師。
利氏接見賓客時，言談多先提西學，再兼談天主教教義。其學問令人懾服，不少名士公卿、翰林文人都願意受洗，其中徐光啟、李之藻及杭州楊庭筠等，常與利氏交流學術，並著力推動天主教的發展，被視為中國天主教創教「三柱石」。據統計，1605年北京的天主教徒，約有二百人，可見天主教逐漸被中國人接受。在1609年，氏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教理外，又繼續研究中國文、史、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督工程，不辭勞苦。在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五十七歲，明廷為表哀思，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2.湯若望
1591年，湯若望出生在德國科隆一貴族家庭，1611年入耶穌會。1620年到達澳門，兩年後入廣州，旋往北京學習漢語，不久赴西安傳教。1630年再次進京，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之職，協助徐光啓編修《崇禎曆書》，製造天文儀器。曾獲崇禎皇帝特賜《欽褒天學》匾額一塊。
1644年，滿清入主北京，湯若望臨武不懼，據守在宣武門內天主堂（俗稱南堂）。他上書清帝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理由是未竣曆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和教堂禮器等甚夥，不能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後難於修復。開明的清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天下諭：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隨後，湯若望數次奉召入宮，論說新曆之優，呈獻天文儀器、輿地屏圖等物。多爾袞接受建議，決定于順治二年(1645)頒行新曆，並任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五品官)。此後欽天監不僅職掌天文、曆法，而且成為清政府同西方各國交往的重要媒介。
年青的順治皇帝福臨，欽佩湯若望的學識，曾賞給湯若望「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師」等多種封號，亦常賜金銀綢緞等財物，並尊稱湯若望為「瑪法」（滿語意為「尚父」）。1654年，依湯若望之請，順治皇帝將緊鄰利瑪竇墓地西部的一塊地産賜予其作墓地。1661年，順治皇帝病逝，八歲的康熙皇帝登基，輔政大臣鼇拜等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告惡狀，言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衆；曆法荒謬。1664年冬季，鼇拜廢除新曆，逮捕了已經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1666年8月，湯若望在痛苦中辭世。因所賜墓地已被沒收，教士們將其草草葬在它處。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鼇拜，親執政權。當年冬季，即為逝世三年多的湯若望平反昭雪，歸還墓地，還賜銀五百多兩為湯若望舉辦了隆重的葬禮。不久，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攜朝中大臣，親臨墓地，按照中國禮俗悼祭湯若望。朝中人士和傳教士都認為，中國皇帝的這一舉動，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3.南懷仁
南懷仁生於1623年，1657年來華，曾赴陝西傳教，1660年奉召進京協助湯若望修曆。來華期間，在天文、地理、兵器等諸多方面皆有貢獻，是清初著名的傳教士。康熙皇帝親政後，令其撰修《永年曆書》三十三卷；又主持西法鑄炮，在平定吳三桂的戰鬥中發揮威力。皇帝賞其學識，擢為工部侍郎，正二品，使之成為在華傳教士中官品最高者。
南懷仁逝世一年後，康熙皇帝遣官加祭，並在祭文中稱：「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肆業淹通。」來華「既協靈台之掌，複儲武庫之需......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
西方傳教士身後得諡號殊榮者，惟有南懷仁。康熙此諭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南懷仁碑碑陰，碑陽還有漢文和拉丁文的碑文。在柵欄墓地，只有湯若望和南懷仁的墓碑用三種文字刻寫碑文。這樣的墓碑在世界各地也不多見。
結語
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成功，滿清政府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竭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學，這給基督教許多的方便。地方上民智大開，人的眼光轉了，輿論也轉了。至此，外面的大環境改變，召會裏面的光景也改變；因此在中國的信徒中，有不少強的見證人被興起來。
主後一九○○年發生庚子拳亂，帶給中國召會一個大的轉機。從一九○○年，義和團在中國殺害基督徒起，召會在中國進入了第二個時期;以前是第一個時期，我們之為開始時期。從一九○○至一九二五年，神在中國興起許多人，主要有兩面的原因：
一面是因中國風氣大開，接受了西洋文化；另一面是，一九一一年滿清政權結束，民國興起，人民的思想也為之一新，無論在文化、思想、學術、理論各方面，均大有改變。這是外面的環境，我們雖然不太注重這些，但這無疑與神的召會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關係。
我們都得承認，無論栽種甚麼樣的種子，其生長不僅依據種子本身的條件，還要考慮土壤、氣候、陽光、雨水等外在因素。神這生命的種子，是最上好的種子，藉著福音的傳揚，散播到中國這塊土地；但這種子的發展，卻有待環境和土壤的配合。雖然中國守舊和故步自封的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變，但當時中國社會的輿論和民間的風氣，的確有了很大的轉變。這促使許多見證人興起。
神在中國的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可以回溯到一八五○年。從一八五○年到一九○○年這半世紀問，主實在恩待了中國，有相當好的傳福音者來到中國。在此之前，馬禮遜約在一八○七年來華，那時只能勉強傳一點福音，並不能說是福音工作正式的開始。乃是到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他在一八六○年左右到了中國；當時福音的工作，的確有好的開頭。我們若讀戴德生弟兄的傳記，不得不承認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國傳福音的人。其他如郭顯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他們也實在愛主，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為福音擺上；他們無論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見證。他們都單純的為著福音，不為別的。
到了二十世紀初，從西國差會到中國來的人，已經相當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攙雜在其中。然而在這樣的複雜裏，神的確保留一部分真實把福音送到中國來的人。像宣道會裏的吳伯瑞（Woodberry），又如華中的楊格非（Griffiths John），他們都忠心的把福音送到中國。這好比召會在五旬節之後，雖然有混雜，但裏面還是有精金的成分。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西方差會到中國來的傳教士，的確有許多不滿和惡劣的印象。我在學校裏，曾讀到由美國人所編寫的世界歷史，上面明白寫著：「差會是帝國主義的機關。」我們拿著這樣的課本去請教校長；他是美國人，同時也是差會的教士。這個虔誠、得救的人也承認，書上的記載有相當成分是人無法接受的事實。即便如此，傳教士中仍有不少純正為著福音的人。
盼望我們對差會到中國來，有清楚的看見；他們並非全數是複雜的，其中也有非常寶貝、純誠的人。那些人實在是將他們的一切，都全然為福音擺上，單純的為著主，一點沒有別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紀下葉，福音的種子纔能正式撒在中國民間。
因著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國內地，福音普及到許多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時，他們在山西的工作相當有成效，一直擴展到西北。他們把美好的福音種子，種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那純潔的種子，一點沒有藉著辦教育、辦醫院等，有其他攙雜的成分。
所以到了庚子年問，可說甚至撒但都「眼紅」，便興起義和團起來迫害。這件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義和團有正當的藉口，但是撒但卻藉此殺害了許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藉此作了煉淨的工作，並繼續不斷的興起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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