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篇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1850年至1900年

1.興辦教育與醫療普及
2.福音對婦女的影響
3.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4.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

興辦教育與醫療普及

十九世紀下半教育與醫療的興起

因著兩次鴉片戰爭，中國沿岸與內陸的封閉門戶開啟，傳教士們漸漸有傳教的自由。除了福音外，教育、醫療、社會慈善事業，也隨之而入。1860年（清咸豐十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抵上海。他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周刊，後更名為「萬國公報」，變為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的綜合性刊物，針砭時弊，如宣傳禁煙，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成了在甲午戰爭後，維新變法的重要基礎。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基督徒傅蘭雅（John Fryer）來華，任職於主持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他在華30餘年，共譯書129種，其中自然科學57種，應用科學48種。傅蘭雅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科技學校「格致書院」，獲得中國學者王韜、徐壽等鼎力相助。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譯「四書五經」，至今仍為西方漢學界公認的經典之作。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教會學校「文會館」。狄考文極力主張實施「完整的教育」，即「對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個良好的理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已達350所，學生5917人。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來華，次年抵上海。1890年任天津「時報」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次年任基督教文字機構廣學會的總幹事達25年，出版宣傳基督教和傳播西學的書刊。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國宣教士莫萊士（William H. Murray）來華。他注意到盲人的慘狀，於是獻身于盲人教育，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後有米爾士夫人（Mrs. Mills）在煙台創辦第一所聾啞學校，何德醫師（DR. E. G. Horder）在廣東創辦第一所麻瘋病院，以及嘉約翰醫師（Dr. John G. Kerr）在廣州創辦第一所瘋人院。

1877年（清光緒三年），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宣教會議，狄考文在會議中發表一篇關於中國教育的演說，被認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會推舉丁韙良（W. A. P. Martin），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蘭雅，林樂知等人組成「益智書會」，專門負責教科書，包括數學，天文，測量，地質，化學，動植物等科目，成為近代中國教科書之開端。後改名為「中國教育會」，1916年再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共出版教科書20余萬冊，惠及全國各地。狄考文說，「教會到了哪裏，哪裏就有大、中、小學。」中國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來各項改革運動中最有成效的。

1878年（清光緒四年），顏永京協助施約瑟主教（Bishop Schereschewsky）在上海建立聖約翰書院，並綜理該校校務（後該校擴建成聖約翰大學）。1887年，顏永京出任聖公會牧師，致力於教務，也熱心公益，推動禁煙、天足運動。同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有很大的影響。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時值中國在甲午戰敗後尋求維新變法，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知識更為響往。青年會把握時代的需要，強調德（宗教），智（科學），體（體育），群（公共衛生）四育並重，號召學生們主動去服務社會。同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天足會。早在1867年，有些地方的教會學校就把不得纏足作為入學條件。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在傳教士幾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跡。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與廣學會

李提摩太，1845年生於英國，二十三歲時受魁麗思夫人（Mrs. Guinness）演講影響立志來華傳教。兩年後抵達上海，後轉往山西。1886年，李提摩太帶著全家離開山西，在北京過著講演和編著的生活。1890年應李鴻章邀請在天津主辦英文「時報」。後復回上海，擔任廣學會總辦。1916年，李提摩太因年老回國，出版了「留華四十五年回憶錄」，並於三年後，病逝於倫敦。 

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1887年由愛爾蘭合一長老會牧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創立，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隔年改名廣學會。宗旨是透過基督教觀點，用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著書立說，藉以教育人民，特別針對中國有識之士與官員（傳教對象）。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任內（1892-1907）的言論以國家社會為主，後及至季斐理主持，又轉向教會信徒，走向平民教育。1937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開始，遷至華西，與成都華英書局共組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7年改組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

廣學會主要出版傳教書刊，其「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均有很大的影響。1898年，康有為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圖為萬國公報）

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與各地青年會之成立

19世紀下半的學生運動是全球性的。1858年，維吉尼亞及密西根大學兩所學校的協會已經成立。之後二十年間，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大學學府裏，有二十五個協會成立。這些早期的協會並沒有任何聯繫，甚至他們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各自分向不同的方面，目標和工作都很狹隘。

1877年，來自二十一所大學院校的學生代表，在肯德基洲路易士維爾市青年會舉行國際會議，打算成立一個院校之間的交流機構。這些代表們是應普林斯頓大學協會的邀請函而來。普林斯頓的威廉（William E）認為學生的範圍，各系之間和各國之間的工作，都需要有組織。此後路德（Mr. Luther D Wishard）被任命為第一位大學協會的主席，開始了工作的繼續與擴展。

中國的青年組織始於1885年福州的英華書院，以後許多教會學校都成立了青年會。1895年，美國青年會派來的一個幹事，在天津開始組織了一個校際的青年會，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15年改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後，許多城市成立了青年會。青年會一般都是通過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等方式宣傳基督教，並想拉攏、培養一些青年爲他們服務。各城市的青年會，進行了許多體育活動，物件主要是青年學生。青年會的體育活動，成了西方體育傳入我國學校的主要途徑。

福音對婦女的影響

一、發展女子教育

許多傳教士都很重視女子教育在整個教育近代化上的作用。1842年五口通商後，熱衷於華人婦女教育的傳教士艾爾德西女士於寧波，建立的中國本土最早的女子學校。1844至1860年間，於條約許可對外通商的五個城市，先後設立了十一所教會女校。

上海開赴埠後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是裨文女塾，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先生的夫人，艾麗莎格蘭德女士於1850年4月15日創設於上海。該校創設之使只有20位學生，後才漸次擴大規模。第二年，美國另一位女傳教士瓊斯女士，在虹口創辦了文紀女塾，學生完全免費，還可獲得衣服和零用錢。在功課方面，以紡織、縫紉、園藝、烹調等女紅為主，伴以聖經與四書的略讀。

繼之而起的女子學校尚有：1860年有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夫人所創辦的女塾，即後來的清心中學；1853年天主教在董家渡創辦的明德女校；1867年耶穌會在徐家匯設立的經言學校，後於1898年改名為崇德女校，又於1934年改為徐匯女子中學。

上海的文紀、裨文兩女校於1881年合併，改為聖瑪利亞女校，校長為黃素娥，其父黃光彩為上海美國聖公會第一個中國牧師，其夫則為後來聖約翰大學的校長卜方濟。兩校合併後的聖瑪利亞女校為聖約翰書院的附屬學校，校址就設在「聖約翰」內，但男女分校上課。據講，當“聖約翰”的校院內出現了一所女子學堂後，就吸引了部分男學生經常偷偷前往“聖瑪利亞”情況，這使卜方濟校長極為不滿。1923年，「聖約翰」將剛得到的一筆捐款購迸白利南路（今長寧路1187號）建造「聖瑪利亞」新校舍。（圖為聖瑪利女校校門）

1882年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了「中西書院」，繼而於1890年創辦了「中西女塾」，第一次招生就招到學生四百多人。這個數宇在同時的教會學校中，似無出其右。中西女塾開始只設小學，宋慶齡就是在這裏讀完了小學。在清末社會，中西女塾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後來中國人自創的早新式女學，多有仿效者。如1920年由中國派赴美國留學的29名女學生中，竟有13人出於中西女塾。中國大陸解放後，中西女中和聖瑪利亞女中由上海市教育局接管，1953年兩校合併稱上海市第三女中，“文化大革命”初取消女中，改稱市三中學，1982年經有關部門批准恢復女中，又改稱市三女中，是當今上海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學。（圖為中西女塾校門及中西女塾上課情形） 

二、天足會的成立

纏足起源於五代，經過宋代，元明以來大盛。滿人入關，建立清朝後，一度嚴禁婦女纏足，違者責其父母（這是康熙元年的事），但纏足已是人心所向，此一腐敗之風迫使纏足禁令不得不取消。

經過纏足後的畸型小腳，被稱為「三寸金蓮」。名稱雖好聽，卻是女孩子的血淚所換取。各地纏足風不同，大概從四、五歲開始，纏到七、八歲就大功告成。清代章回小說《鏡花緣》作者李汝珍在其書中將纏足過程描寫得活靈活現─ 

「先用白礬灑在腳縫，五個腳指緊靠一起，腳面用力彎成弓狀，然後用白綾纏裹，纏上兩層，用針線密縫，一面狠纏，一面密縫，纏完後，腳如炭火炙燒，疼痛難挨，隨後日子還要他人攙扶走動，以活絡筋骨，如此日復一日緊緊糾纏，並用藥水薰洗，不到半月，腳面彎曲，折作四段，十指腐爛，鮮血淋漓。久而久之，腐爛的血肉變成膿水，流盡後只剩幾根枯骨…。」

清末，門戶洞開，洋人來華傳教，帶來不可纏足的觀念。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天足會」，強調入會的婦女不得纏足。繼而各省城響應，紛紛成立「天足分會」。許多知識份子亦不贊成婦女纏足，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和弟弟康廣仁也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梁啟超也在上海成立不纏足總會，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已經裹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在傳教士幾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迹。（圖為女傳教士與中國小女孩）

傳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婦女，這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強大的衝擊力。傳教士興辦女學、傳播男女平等觀念，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樹立了尊重婦女，提高婦女地位的實實在在的榜樣。很多人都聽說過傳教士反對裹足陋習的事，其實傳教士在反對童婚、納妾、奴婢制度、包辦婚姻、販賣婦女等中國社會的傳統弊病方面，也都不遺餘力。 

隨著基督教教育體系的發展壯大，全國各地教會創辦新式的女子學校、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爲中國培養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識份子，她們和男子一樣活躍在中國的教育、科技、醫療、護理、新聞、法律、政治等各個領域。雖然不能說傳教士就是移風易俗、提高婦女地位的唯一推動力，但他們在這方面所發揮的、首開風氣之先河的功勞，則是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亦為後來中國人自辦之女子學校提供了寶貴的鑑借。（圖為兩位內地會女傳教士，在最後關頭阻止了一位試圖自殺殉夫寡婦，1904年）

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一、生平簡介

李提摩太，1845年生於英國，1877年來到中國山西。1865年浸信會神學院就讀，1868年受魁麗思夫人(Mrs. Guinness)演講影響立志來華傳教，1870年抵達上海。1886年，李提摩太帶著全家離開山西，在北京過著講演和編著的生活。1890年應李鴻章邀請在天津主辦過英文《時報》。1891年到上海，擔任了廣學會總辦。1916年，李提摩太因年老回國，出版了《留華四十五年回憶錄》。1919年4月17日，病逝於倫敦。 

二、廣學會

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 會」在上海創立。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1887年由愛爾蘭合一長老會牧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創立，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1892年改名廣學會。宗旨是透過基督教觀點，用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著書立說，藉以教育人民。特別針對中國有識之士與官員（傳教對象）。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任內1892-1907的言論以國家社會為主（1907年停刊，李提摩太1915年離開中國）1922-1937年季斐理主持，又轉向教會信徒，走向平民教育。1937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開始，遷至華西，與成都華英書局共組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7年改組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

廣學會主要出版傳教書刊，後來又「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 皇帝等有很大的影響。1898 年，康有為在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

三、簡述李提摩太與戴德生宣教方式之比較

戴德生有著激烈的基要派信仰，認為人若非在永火的地獄中焚燒，就是在天堂的永福中享樂。1865年創立內地會，運用最快速的方法將福音知識傳遍中國。他看重人靈魂的歸宿，他認為往天堂或入地獄完全在乎人今生的抉擇。其傳教對象多半是文盲及平民。他的做法是直接傳講福音、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對宣教士的要求是量重於質。

李提摩太認為上帝的國度「不僅造在人心理，也造在一切組織裡」，為使人現在或將來得到救恩，包括身體與靈魂。他相信那些盡力改善這個世界的人配得將來永遠的祝福。他認為透過文化的改造，中國可望有富強之日，並建造一個基督化的社會秩序。對宣教士的要求是質重於量，除靈性之外，要求宣教士的水準高於中國領導人物，除了一般教育之外，必須認識宗教比較學、宣教法、教會歷史等學問。他認為必須先取得政府的許可才能獲得最佳的傳道結果。他曾九次上書總理衙門，想向翁同龢與皇帝陳情說明基督教來華目的。他也主張文字間接工作，定期出版高水準刊物、發行有關教育與宗教以及商業方面的小冊子，以及利用傳媒：如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報等達其目的。因廣學會出版的書籍有很多盜版，知識份子爭相傳閱，影響了1894-1898甲午中日之戰敗後的戊戌變法。

十九世紀下半學生運動

一、學生運動經過

I. Origin. It is still a disputed question where the first college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t is certain, however, that the first two were organized i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the year 1858. During the next twenty years about twenty-five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in the colle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ome of them were the result of the pioneer work of mr. Robert Weidensall, but the greater part sprang up spontaneously. These early Associations were not bound together by any tie whatever; in fact they did not know of the existence of each other. They had, as a rule, widely divergent and narrow purposes and methods of work.

On the sixth day of june, 1877,students representing twenty-one colleges me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held that year in Louisville, Kentucky, to consider the practicability of forming a Christian intercollegiate move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at organization. These delegates came together in response to a letter sent out by the Association at Princeton. The original suggestion came from a conversation of Mr. William E. Dodge with a few of the Princeton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udents at Louisville, and of their presentation to the convention of the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student field, the intercollegiat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 was organized. Mr. Luther D. Wishard was appointed as first college secretary, and began at once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II Magnitude. The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among the institutions of North America has been, indeed, remarkable. It now includes, practically, every lead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following table indicates how rapid the progress has been:

In 1877－26 Associations－1,300 members
　1882－174　　“　　　8,500　“
　1877－258　　“　　　13,500　“
　1892－410　　“　　　27,000　“
　1894－455　　“　　　30,000　“

These statistics do not include either the colored, or the foreign college Associations. Should we add these, the total number would mount to over 500 Associations with nearly 35,000 members.

二、各地青年會的成立

中國最早是在1885年，在福州的英華書院開始有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以後許多教會學校都成立了青年會。1895年，美國青年會派來的一個幹事，在天津開始組織了一個校際的青年會，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學塾幼徒會》，1915年改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後，許多城市成立了青年會。青年會一般都是通過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等方式宣傳基督教，並想拉攏、培養一些青年爲他們服務。各城市的青年會，進行了許多體育活動，物件主要是青年學生。青年會的體育活動，成了西方體育傳入我國學校的主要途徑。

三、劍橋七傑

Seven young aristocrats-two of them famous athletes, and another two, military officers-forsaking the comforts of England to work with a relatively unknown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back country of China-this was a story the press could not pass up, and these young men immediately became religious celebrities.

Known as the Cambridge Seven, they were one of the grand gestures of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Their story, published as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was distributed free to every YMCA and YWCA throughout the British Empire and United States.

Though their time together was brief, they helped catapult the CIM from obscurity to "almost embarrassing prominence," and inspired hundreds of recruits for the CIM and other mission societies. In 1885, when the Seven arrived in China, the CIM had 163 missionaries; they doubled by 1890 and reached 800 by 1900, one-third of the entire Protestant missionary force.

Their story-especially their brief encounter with the infamous Pastor Hsi of Shansi (Shanxi)-has another dimension: it gives a glimpse into the unbounded enthusiasm of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ate-1800s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Seven

Though they are remembered together, each of the Seven made commitments of faith and to the CIM separately, and each had unique ministries in China.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was the orator, scintillating, introspective, bookish, a real "percussion cap!" (as D. E. Hoste called him, for "the gun was already loaded" and Smith was the charge that set off the explosion). Son of a London surgeon, he was 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rowing team and thu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men in England. He was born again in one of D. L. Moody's revivals and helped found the Cambridge Christian Union, forerunner of many student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Smith had a soapbox in Hyde Park where he preached "not the milk and water of religion but the cream of the gospel."

The second was Charlie Studd-"a Roman candle." He was even more famous as 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cricket team. Inarticulate but charismatic, Studd could impress hostile audiences. Many students came to heckle, expecting one, as a professor put it, "wanting in manliness, unfit for the river or the cricket field, and only good for psalm-singing and pulling a long face. But the big, muscular hands and long arms of the ex-captain of the Cambridge Eight cricket team, stretched out in entreaty, while he eloquently told the old story of Redeeming Love, capsized their theory."

Shortly after he arrived in China, Studd came into an inheritance of £25,000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today), which he invested in "the Bank of Heaven." He gave £5,000 to D. L. Moody to build Moody Bible Institute, and £5,000 to General William Booth to send 50 Salvation Army missionaries to India.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Will the Silent," was an ordained Anglican clergyman, curate of a poor parish in south London. He was, according to his biographer, inordinately reserved with "something more than introspection" and was "a fervent lover of order…. To him obedience to marching orders was fundamental. And so were unity, order, and authority."

Dixon E. Hoste also loved order. His father, Major-General Hoste, was an "uncompromising Christian" who ran his family with "military precision." Young Dick joined the Royal Artillery, where he was converted during the Moody revival and gave himself to Christ "as completely as he had given himself to soldiering," according to Hoste's biographer.

The Polhill-Turners came next. Cecil was a lieutenant in the Royal Dragoons in Ireland, and brother Arthur was studying to become a priest.

The final member was Montague Beauchamp, a "rich young man" from an old evangelical family who became a generous benefactor of the 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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