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篇 基督教來華開拓時期─1807年至1842年
1.傳教士抵華的首先印象
2.更正教入華頭一百年大事
3.倪、李兩位弟兄對西教士的印象
4.馬禮遜生平
5.馬禮遜言行
6.蔡高─中國首位基督教徒
7.澳門簡史
8.中國海盜─廣東海盜與澳門
傳教士抵華的首先印象
傳教士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一八○七年，第一位更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華，打開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之門。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為何？「昨晚八時許，我到達這裡。喧鬧與奔忙，充斥在這些作工的商船，以及上百、成列的船坊之間。在那裡，成千的中國人此起彼落地大聲高呼、喊叫著。這是自我與你們分別後，所遇到最難過的一個主日了。約莫八時許，我靠近他們的船隻，看見好幾千隻如同火柴般的香柱，為了敬拜他們心中虛妄的神祇而燃亮。我告訴自己：『哦！在這些無知、蠻橫、壯大的人們中間，我能做些什麼呢？』」（一八○七年九月七日，廣東）
中國第一位醫療傳道人，伯駕（Peter Parker），對中國的第一印象：「離開紐約港的第一百四十天。終於在今天下午，日頭將近平西時，看到了Lema島。今天下午覺得很愉快。約莫傍晚十分，我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國的一些小島，我的心…我的情緒無法形容。我覺得強烈的感激。水上到處都是漁船，我們從他們旁邊經過，可以很清楚的看見：男的、女的、小孩子上身都沒有穿衣服。」（一八三四年十月二○日）
載德生（Hudson Taylor），在鄰近上海時：「即將要登陸一個未知的國度，一個陌生的境域，心中不禁興起一種莫名的感覺，這個地方，將是成為我的家，我勞苦的所在。何等甜美的應許！『我一直與你同在。』『我必永遠不將你棄絕』有主與我同在，我有什麼好驚惶？」
本地信徒對西教士的感想
倪柝聲（Watchman）也曾在其「工作的再思」書中，論到這些不辭艱險，將福音帶到中國的傳教士：「我們從心裏感謝神，因為在過去這百年中，打發了許多中心的僕人來到中國傳福音，使許多坐在黑暗裡的中國人有機會可以聽見，能以相信。他們的犧牲、受苦、敬虔、和殷勤，真是我們的榜樣。多少的時候，當我們仰起我們的眼，看從內地中出來西教士受苦的臉的時候，叫我們心中不能不受感，禱告說，『求主使我也能像他。』…」
李常受提及來華傳教士，也有一段話：「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是翻釋中文和合本聖經的主席，也是東太平洋區七個有名的聖經學者中之一。當他來到中國，他住在中國北方山東省蓬來縣的一個木匠家裏。我們有一位老同工的父親是他在海洋學校的學生。當他初到中國時，他和他的同伴找不到地方住，沒有一個人願意租一個房間給他們，更不用說賣了。最後，他們有些人只好睡到馬路上，有些不得已到偶像廟裏去寄宿。這就是為甚麼他們能持守在福音裏。我告訴你們這個，是要讓你們知道，假如你們要等到所有的事物都齊備了再來傳福音，你們不夠資格作主的工作。如果你們要在主的工作上有分，你們必須學習奮鬥，即使沒有甚麼東西讓你來作。」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
馬禮遜生於1782年的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二十多歲時，蒙神呼召，有了來華傳教的心願。高斯波特傳教院院長寶格，認為馬禮遜適合從事繙譯聖經的工作，遂派遣他到中國居住，以便更方便於繙譯。思及來華的種種困難，馬禮遜曾自訴：「這宗事業是艱難困苦的。我嚴重的請您仔細估計一下您要付出甚麼的代價。中國人中有許多是文化高優，學問豐富的；不特是不亞於我們，反而是優於我們的。…除卻學習語文不計外，這些及其他種種困難，實是極大的。如果我們堅決前去的話，我們須在心內先行自判死刑，不能信託自己，只有信託活的神而已。」
馬禮遜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從紐約出發，歷經七個月的航程，於1807年9月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兩年後，馬禮遜與瑪莉小姐結婚，並應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譯員，獲得合法留居廣州的身份。因著清政府的禁令，馬禮遜大多的時間，都花在聖經的翻譯工作上。英國倫敦佈道會也派遣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l）入華，協助馬禮遜翻譯聖經。（圖為馬禮遜翻譯聖經）
1814年，印刷工人蔡高，在馬禮遜的施浸下，成了全中國第一位基督徒。在為蔡高施浸的時，他禱告：「在這個海濱小丘旁下的潺潺泉水中，在無人注視的情況下，我將這一位，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願他成為千萬收割的第一個…」不久後，蔡高的兄弟蔡興與蔡三也相繼受浸歸主。
1823年，在米憐、梁發、蔡高等人的協助下，馬禮遜克服了重重環境上的困難，相繼完成了新、舊約的翻譯及出版工作。他在華期間，飽嚐孤單之苦，未到四十，最好的同伴米憐夫婦、妻子和愛子皆相繼辭世。1834年，馬氏因病去世，經年52歲，葬於澳門。馬禮遜在中國禁傳教的情況下，艱辛地工作了廿七年，從初期只有蔡高一人，到後期愈來愈多人相信基督教。馬禮遜為中國基督教，奠定了美好且無價的根基。（圖為馬禮遜墓碑，澳門）
初期傳教士來華─米憐、伯駕、裨治文、郭士臘
米憐（William Mill，1785-1822）
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米憐在英國倫敦差會的派遣下抵華，協助馬禮遜從事翻譯聖經事宜。由於當時清政府的禁令，米憐無法長留澳門，只好轉往馬來西亞的麻六甲，繼續宣教事業。米憐與馬禮遜曾在麻六甲共同主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此為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亦為中國近代報業之鼻祖。他們也在麻六甲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英華書院」，該校以中、英文施教，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等科，開基督教在華現代化教育之先河。米憐夫婦為馬禮遜在中國最密切的同工，並於1822年相繼辭世。
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
1830年（清道光十三年），美國首批傳教士到達廣州，其中一位即為裨治文。裨治文曾創辦貝滿學校，後又創辦「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料；並於1837年與麥都思、馬禮遜之子馬儒翰、以及郭士臘等人，一同參與聖經的修譯。1847年，裨治文被派抵上海，他的夫人艾麗莎格蘭女士於1850年開辦了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裨文女塾」。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
伯駕於1804年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畢業於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伯駕在耶魯求學期間，積極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且開始考慮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於是，在美國最早的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鼓勵下，伯駕完成了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於1834年抵華，成為第一個以福音傳道的醫生。
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深受中國人民信任。該醫院也為後來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基地。伯駕醫術精深，挽回了無數人的性命中，其中也包括了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後來，梁發經常到博濟醫院，傳道並分送福音出版物。伯駕因耶魯舊識的促合，後活躍於政壇。1844年，中美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即在伯駕的翻譯下促成。1857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居，此後再未踏上中國地土。
郭士臘（Karl F. Gutzlaff，1803-1851）
郭士臘為德國人，曾於馬來西亞學福建話，後隨著英國商船周遊於沿海一帶。他所主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除刊載各國志略、地理、天文、貿易、宗教等內容外，更有許多介紹西方科技的專論。郭士臘也在廣州發起了「在華應用知識傳播會」，介紹西方文藝科技。在傳教方面，郭士臘曾於澳門創立「福漢會」，意即為福音傳到漢人，在沿岸以派發單張方式傳道。他也翻譯聖經，他所翻譯的聖經，稱作郭士臘譯本，成為後來太平天國洪秀全所使用之聖經。郭士臘是一位極具爭議的傳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及英國政府。雖做了一些傳教工作，但也參與了刺探軍情，為中國基督教傳教事業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
開拓時期的成果
中國第一位基督信徒─蔡高（1788-1818）
蔡高，又名蔡亞高，祖籍廣東香山縣，其長兄蔡興曾助馬禮遜牧師私印書籍，而蔡高在廠內當印務監工。當時清朝已頒令不許洋人印書傳教，又禁國人協助印書或改信洋教；因此蔡興印書收費特別昂貴。中國首位傳道人梁發亦是在蔡興處，任職雕版工人而信主。
蔡高為人性情暴躁，與兄長及同事常有衝突。因此，1812年蔡高首次向馬禮遜提出受浸要求時，馬禮遜以他為人不檢拒絕施浸。從此蔡高痛改前非，改變生活和行為。並寫了一篇短文，表示自己要作一個跟從者：「耶穌與我們合一是一個福音。語言和思想兩者都不足以闡述詳盡我對耶穌的感激和羡慕，並且倚靠他的屬性使我得釋放。我有罪和缺點，若沒有因在基督裏的信心使我的罪得釋免，在永遠裏我就會很悲慘。現在我們聽到我們的罪因耶穌得赦免，我們應當全心來倚靠祂的屬性。不這樣作的人就不是好人。我絕不能靠我自己作好。當我反省並且自問，我從小到現在，我沒有力量─沒有美德─沒有學好。直到現在，我二十七歲，我沒有達到神要求我生存在世上作人所該作到的好。我沒有報答我父母、親戚、朋友的恩慈。我應該抱怨嗎？我應該希該我自己的行為好嗎？我完全呼喊父神，靠神來釋放我的罪。我也禱告神賜予我聖靈。」
1814年7月16日蔡高由馬禮遜施浸，成為中國第一位基督徒。蔡高受浸後，仍忠心於刻字印刷工作。有說蔡高最後患上肺病死於1818年10月下旬，又有說1819年受天主教教士誣陷死於獄中，當中以前者為可信。不管如何，蔡高逝世之時年未過三十。現位於澳門的志道堂即是為了紀念蔡高所設立，堂內有陳子褒先生所撰「蔡高先生紀念碑」。原設有志道堂小學，改名蔡高紀念學校後遷出。
中國第一位傳道人─梁發（1789~1855）
梁發，原名恭發，俗名阿發，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廿一歲時，受僱於廣州十三洋行附近的一家印刷所，參與了馬禮遜所譯「聖經」的印刷工作。1813年，經由馬禮遜的推薦，梁發受雇於英國公理會另一傳教士米憐，並隨米憐夫婦前往馬六甲。並於1816年由米憐施浸，成為中國第二位基督徒。1823年，馬禮遜啓程歸國，離別之際，決定由梁發接替其傳教事業，倫敦佈道會為其支付薪金，從此，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傳道人。梁發先後撰寫了許多證道文字，其中以1832年出版的「勸世良言」最為重要。洪秀全後來受該書的影響而設「拜上帝會」，並建立了日後的太平天國。梁發前後傳教32年，到他晚年，仍然不辭辛勞在廣州各基督教醫院宣教。梁發於咸豐五年（1855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享年67歲。梁發過世後葬於名叫鳳凰岡的祖墳中，後來基督教嶺南大學遷來鳳凰岡附近，始知梁發祖墳已在該校擴充時被收購。1920年，即梁發死後65周年，嶺南大學遂決定遷移梁發墳墓到該校禮拜堂之所在地，以記念這位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偉人。。
鴉片戰爭及其影響
鴉片戰爭歷史簡述
18世紀70年代，英國開始把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因著鴉片輸入猛增，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並使吸食鴉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故清政府差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通知外國商人將所存鴉片煙土全部繳出，聽候處理。林則徐共繳獲各國（主要是英國）商人煙土237萬多斤，從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
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措施，英國立即掀起一片侵華戰爭叫囂。英政府馬上作出向中國出兵的決定。1840年6月，侵華英軍總司令義律率艦隻40餘艘、士兵4000多名，陸續到達中國南海海面，並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7月初，英軍侵佔浙江定海，8月初到達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皇帝大驚，連忙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與英國侵略者談判。英軍卻於隔年年初突然發動進攻，攻陷沙角、大角炮臺。清政府立即對英宣戰。2月下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逼近廣州城，新任靖逆將軍奕山向英軍乞和，與英國訂立了城下之盟—《廣州和約》，規定由清朝方面向英軍交出廣州贖城費600萬元。後因英國政府不滿足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為公使，增調援軍。璞鼎查率英艦自香港北犯，攻陷廈門。9月英軍侵犯臺灣，攻陷定海、鎮海、寧波。次年，英軍繼續北犯，攻陷長江口的吳淞炮臺，寶山、上海相繼失陷。英軍繼續溯江西上，抵達江寧（南京）。清政府命令耆英趕到南京，於1842年9月，和璞鼎查在英國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此結束。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抵廣州就任欽差大臣，進行禁煙。林則徐赴虎門查緝鴉片之前，曾邀裨治文牧師赴廣州相見，林氏請裨牧師帶函義律，轉呈英女王，請求禁止種植罌粟。此函實屬中國官方首務呈函外國元首之創舉。裨治文牧師對林則徐的要求加以婉拒，但將此該信譯載於1839年5月之「中華叢報」。及至林則徐在虎門主持燒毀鴉片，亦邀裨治文牧師前往觀察。裨牧師對此次焚毀鴉片，有以下之感：「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嚴謹與忠誠的程度，實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無想世上可有比這個更見忠誠持行之任何事業。」
林則徐到粵禁煙，因患疝氣病，曾求診於伯駕，並對其醫術深表嘉許。在林則徐幕中曾助翻譯之外人有亨特、伯駕二人。梁發之長子，裨治文之徒梁進德，亦為林倚賴甚多之譯員。麥都思曾論及梁進德，有云：「他英文已經研究得很好了，同時並不荒廢他的國文。他是一個沉靜、謹慎，和富於服務的青年。」迨至林則徐被撤職，調赴浙江，梁進德亦退居澳門翻譯新聞，未從琦善任事。
林則徐對西方事物之認識，有賴於基督教是出版書報之引介。西方教士們對於林氏力行禁煙固表支持，但對於林氏正義的人格，實更表推崇。
中美望廈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泰勒于1842年12月咨會國會，要求派遣代表來華商談建立新的經濟關係。1843年5月，美國政府派顧盛為特使來華，其使命就是要求中方給予美國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條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顧盛到達澳門。6月18日，清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進行會談。其中博濟醫院創辦人伯駕醫生，任此談判之美方翻譯。過程中，美方軟硬兼施，採用訛詐的手法，脅迫中方談判者。耆英屈服於壓力，接受了美方所擬定的條約草案。7月3日，雙方在望廈村正式簽訂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又稱「望廈條約」。以與英國同等之標準，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城市通商，此亦開啟了傳教士進入中國內陸之門戶。
更正教入華頭一百年大事
一、宣教准備時期（1807-1860）
19世紀00年代
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佈道會派遣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到中國傳教，基督教新教由此傳入中國大陸。由於清政府嚴禁傳教，自1809年起，他供職於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邊工作，一邊傳教著書，編著宣教小冊子。[唐1993,周1997,王1959]
19世紀10年代
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馬禮遜開始將《新約全書》譯為中文，並刻印《使徒行傳》中譯本。1813年，《新約全書》中譯本在廣州問世，發行2000本。[唐1993,周1997,王1959]
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嘉慶皇帝重申傳教、習教治罪條例，並對禁教不力的官員規定處罰條例。各地官員深恐受責，紛紛認真查辦，結果發現全國各省都有潛入的傳教士。於是，驅逐傳教士，懲罰教徒的案件時有發生。但天主教仍在社會基層的民眾中傳播。至1840年，秘密進入內地的外國傳教士約30名，信徒約20萬人。[李1998,唐1993,周1997]
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英國倫敦佈道會派遣傳教士米憐（WilliamMilne,1785-1822）入華。在他的協助下，1819年馬禮遜譯竣《舊約全書》，並於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將《新舊約全書》完整地介紹到中國，馬禮遜當推第一人。中國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興和蔡三，還有梁發參與了《聖經》的刻版、印刷和出版。[唐1993,周1997,王1959]
1814年（清嘉慶十九年），馬禮遜在澳門海濱小丘旁流下的泉水中為第一名中國新教信徒蔡高施洗。後來，蔡興和蔡三也受洗歸主。[唐1993,周1997,王1959,顧1999]
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東印度公司出資刊印馬禮遜歷時七年編撰的《華英字典》，其中所用中文參考書有萬卷之多，注釋詳細，共6冊，4500餘頁，至1823年間陸續出版。這是第一部漢英字典，不僅嘉惠後來的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唐1993,周1997,王1959,林1977]
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主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刊物，為中國近代報業之鼻祖。[唐1993,李1997]
1816年（清嘉慶二十一年），印書工梁發在馬六甲由米憐施洗入教，成為第二名中國信徒。自1810年起，梁發即置生死於度外，幫助馬禮遜刻印《聖經》中譯本。
1824年，梁發由馬禮遜按立為第一位中國牧師，繼承馬禮遜在廣州的傳教工作。梁發著有許多宣教小冊子，刊印於1832年的《勸世良言》一書，日後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周1997,林1977]
1818年（清嘉慶二十三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英華書院”。該校以中英文施教，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等科，開基督教在華的現代化教育之先河。1825年，開始招收女生入學。1843年，該校遷往香港。[唐1993,林1977,李1997]
19世紀30年代
1830年（清道光十年），美國首批傳教士二人到達廣州，其中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創辦了貝滿學校。後又創辦並主編《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等資料。[唐1993,周1997,陳1999]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KarlF.Gutzlaff,1803-51）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廣州創刊，是在中國境內創辦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1934年，郭士立在廣州發起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以出版書籍介紹西方文藝科技為宗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成為該會的主要刊物，每期除刊載各國志略，地理，天文，新聞，貿易，物價，宗教等內容外，更有不少介紹西方科技的專論。晚清首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魏源撰寫《海國圖志》時，就多以此為參照。郭士立是一個有爭議的傳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及英國政府，雖然做了一些傳教工作，但也參與了刺探軍事情報，這給中國基督教傳教事業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唐1993,李1997]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PeterParker,1804-88）到達廣州。次年開設“博濟醫院”。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院，開業第一年，即診治了2152名病人。1838年，成立“在華醫藥傳道會”，英美各差會紛紛響應；
1851年前，先後有17位醫生傳教士來華；該會由郭雷舒醫生（Dr.ThomasR .Colledge）和伯駕先後主事。至1919年，全國共有教會醫院326所。醫生傳教士們也向中國介紹西方醫學。中國近代醫學之建立與發展，是以教會醫藥事業為基礎的。[唐1993,李1997,林1977,朱1994]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新約譯本《新遺詔書》出版；舊約則於1838至1840年之間問世。參與這項工程的有四位元傳教士﹕英國聖書公會的麥都思（WalterH.Medhurst）,德國傳教士郭士立，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以及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R.Morrison）。[中1989]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夫婦在澳門創辦“馬禮遜紀念學校”，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音樂等科。中國近代第一批留學生如政治改良家容閎和名醫黃寬，即畢業於此。1847年，布朗牧師攜容閎，黃寬等赴美留學。中國近代留學運動，早期傳教士開其先路。[唐1993,李1997]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天主教在中國13省仍有傳教活動，西方傳教士共有65名，天主教徒共有30萬人。在30年代，大約35%的中國菁英分子受的是教會教育，90%的護士是基督徒，70%的醫院是教會辦的。[顧1999,秦1989]
19世紀40年代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在華新教傳教士總共20人，代表4個差會，30餘年間收信徒不滿百人。傳教準備集中在中文文字工作上，如譯經，著書，辦報；在此期來華的傳教士中，有14人寫過中文書刊239種。辦學興醫也是為傳教作準備的有效工作。[唐1993,周1997]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國為了向中國傾銷鴉片，攫取中國大量財富，發動了臭名昭著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結束，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條約割讓香港，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口通商。隨後和美國簽訂《望廈條約》，和法國簽訂《黃浦條約》，把通商口岸也開放給美法等國，允許建堂傳教。這些政治性的條約，有條款涉及了傳教的問題。在西方急速興起殖民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背景下，同文同種的傳教士本已涉嫌，而因人性的弱點刻意求功，在方法上作了政治性的妥協，把傳教置於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但內地的傳教士們對傳教條款卻憂心忡忡，認為這樣做“反而引起當地人民對教友的注意。在這以前，內地傳教士尚可在隱姓埋名的情況下求得太平，如今反而要受一時的麻煩了。”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強烈的優越感；不平等條約自然激發了官紳階層、知識階層、民眾階層強烈的仇外情緒。傳教士來華傳福音的心意是良善的，但脫離了宗教傳播的正常途徑，雖然傳教有了發展的契機，卻使國人在感情上將基督教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強權政治等同看待，進而將仇外情緒發泄在傳教與信教者的身上，反而使傳教的目標--把中國變成基督的國度--變得更加遙遠；傳教也因此蒙受了“帝國主義”的汙名。[林1977,秦1989,艾1988,李1998,顧1996]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國女傳教士阿德西女士（MissAldersey）在寧波創辦女子學校。此後，幾乎每一個來華的宣教團體，至少都設有一所女校。1896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中國女子石美玉和康成，回國後致力於醫療傳道和中國醫學現代化。至1918年，全國有教會所辦的女子學校3697所，占當時全國女子學校總數的52%。中國女子教育之倡導推行，教會首開其端。[魏1978,李1997]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英國長老會傳教士賓威廉（WilliamC.Burns）來華，在廈門，汕頭一帶提倡中國教會自立自養。1856年在廈門的新街，竹樹兩堂選立華人長老執事，建立本地教會。[朱1994]
19世紀50年代
1851年（清咸豐一年），爆發太平天國革命。洪秀全在1843年屢試不中後，重讀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深受啟迪，於是自施洗禮，並和馮雲山創拜上帝會。1847年春，洪秀全與洪仁玕到廣州，從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I.J.Roberts）學基督教教義。7月，洪秀全回到廣西，與馮雲山共同制定宗教儀式和《十款天條》，以衍變了的基督教教義和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相契合，以追求人間平等為呼號，創立了中西合璧的宗教，是時信徒已達數千人。1851年1月在廣西金田揭竿而起；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其勢席捲半壁河山。郭士立修訂出版的新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為太平天國採用，廣為流傳；不過其中甚多刪改。洪秀全對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當上天王之後三宮六院，只顧奢侈享受，間或捧起《聖經》隨己意曲解和取捨。洪仁玕則於1853年在香港受洗，在香港倫敦會擔任傳道人四年，並研習西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學習西方先進制度的政治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抵天京，受封為幹王。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中國近代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本主義建設方案，由於戰爭環境此方案未能實施；對拜上帝會的宗教制度和組織，他曾想改良，但已積重難返。1864年，太平天國在中外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失敗，拜上帝會隨之消亡。[夏1999,周1997,朱1994,中1989,顧1999]
1854年（清咸豐四年），英國福漢會傳教士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1832-1905）抵達中國，身穿中國服裝傳教並行醫。因不穿洋服遭到同儕非議，他答辯道﹕“我們不單要穿他們的服裝，更要盡可能追隨他們的習慣。中國可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國家了，他們反對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說這是洋教，會使信徒模仿外族。然而基督教必須帶有洋人色彩嗎？神的話並不需要洋風，人的理性亦然。我們不是要使他們變為別國人，乃是要他們歸依基督。”1857年，他脫離福漢會，成為自立傳教士。[艾1988,中1990,周1997]
1858年（清咸豐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列強締結《天津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條約有條款允許傳教士進入內地各省，並要求官方保護傳教士乃至教民。條款在執行過程中造成了傳教信教受外國保護的現象，中國人仇教的情緒日盛，教案屢生；更不幸的是西方列強亦蓄意利用教案，以實現他們侵略中國的目的。造成如此不良的結果，實非教會的本意。傳教士絕大多數是具有獻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傳福音和進行有益的文化教育事業的同時，相當一部分傳教士真誠地反對侵略；還有傳教士拒絕利用“傳教寬容條款”賦予的治外法權，如戴德生要求內地會成員無論如何不訴諸本國政府，雖遭殺害也不接受清政府賠款。進入內地的傳教士歷盡艱險，開荒傳教士在傳教區平均只能存活7年。[林1977,朱1994,王1959,艾1988,董1992,許1993,顧1996]
二、教會創建時期（1860-1899）
19世紀60年代
1860年（清咸豐十年），自1807年以來，英美各傳道會派遣入華的傳教士共224人，新教信徒從6人增至2000人。[顧1996]
1860年（清咸豐十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J.Allen）抵上海。
1868年創辦並主編《教會新報》周刊，1874年更名為《萬國公報》，變為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的綜合性刊物，針砭時弊，如宣傳禁煙，提倡女權和女子教育。在甲午戰爭後，宣傳中國維新變法。[中1990]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基督徒傅蘭雅（JohnFryer）來華，任職於主持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在華30餘年，共譯書129種，其中自然科學57種，應用科學48種。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一方面有傳教士的傳播之功，另一方面也有賴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提倡和努力。1876年，傅蘭雅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科技學校“格致書院”，授課章程由傅蘭雅所定，中國學者王韜、徐壽等鼎力相助。[魏1978,李1997]
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譯《四書五經》在1861-1871十年間陸續出版，其譯本至今仍是西方漢學界公認的經典之作。當十九世紀歐美沈醉于“白人優秀論”的謬誤，視中國為黑暗與野蠻的象徵時，傳教士中的學者們以其介紹的中國文化，為中國辯護，影響較大的還有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W.Williams）的著作《史前中國》，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的著作《自西徂東》等。[魏1978]
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Mateer）在山東登州創辦教會學校“文會館”。初創時只是一所小學，10年後升格為中學，又過10年升格為大學，其發展之快和成績之顯著，為早期教會學校之首。狄考文極力主張實施“完整的教育”，即“要對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個良好的理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已達350所，學生5917人。最初，教會學校的生源多為窮苦人家的子女，士紳之家對教會學校不屑一顧。但教會學校以新穎的教學方式、注重實用的教學內容，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成為趨時求新的學子的首選，連士紳之家也願意送子女前往讀書了。[陳1999,夏1999]
1864年（清同治三年），何進善在廣東佛山成立自立教會，1870年完全由中國教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自”教堂。何進善早年畢業于英華書院，1846年被按立為牧師，是繼梁發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籍牧師。他為人“端和儉樸，不議人之非，不矜己之能”，為傳教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顧1999,查1983]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創立跨宗派的內地會；同年發表著作《中國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籲傳教士來華傳教。內地會由一群熱忱而有愛心的傳教士自由組成，吃苦耐勞，不避艱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並不象其他宗派執著於某些觀點；他們所持守的嚴格的屬靈原則至今仍是中國教會的祝福。內地會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會後，以自立自傳自養為目標，不接受外來的津貼補助,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樣。他們深入內地傳教，在短短的十多年裏，將福音傳到19個省，並深入到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直至新疆西藏。[林1977,艾1988,中1990,周1997]
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來華，次年抵上海。1890年任天津《時報》主筆，宣傳維新變法。次年任基督教文字機構廣學會的總幹事達25年，出版宣傳基督教和傳播西學的書刊。[中1990,唐1993,魏1978]
19世紀70年代
1870年（清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從鴉片戰爭起，全國發生大小教案400餘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紀60-90年代這30年中。外國傳教士、中國傳道人常遭毆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視，房屋、田產遭損失；有的甚至殉道。各種反教揭帖、檄文流傳，訛言不止，言者不知其妄，聞者信以為真，群情激昂，聚眾問罪；有的地方官紳則慫恿組織反教活動。也有莠民冒充信徒，混入教會“吃教”，借勢欺人，傳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訴訟，引起事端。在所有教案中，天津教案最有典型意義。早在4、5月間，天津城廂一帶就有謠傳，說傳教士買通了中國教徒誘拐嬰孩至天主堂，修女們將他們殺死，挖眼剖心，製作各種迷魂藥。6月初，天氣炎熱，又逢時疫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兒童患病而死；埋葬以後，又被盜墓的人發現；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民間迷拐之事愈傳愈多，街巷為之不靖。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犯武蘭珍供出，與天主堂王三有牽連。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6月21日，官府帶人犯武蘭珍去天主堂質對，查不出武蘭珍所供的罪證及王三其人﹕“該犯原供有席棚柵欄，而該堂並無所見，該犯亦未能指實，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天主堂教士謝福音到崇厚官署面商日後辦法，議明“嗣後堂中如有病故人口應報明地方官驗明後掩埋。其堂中讀書及收養之人亦應報官，任憑查驗，以釋眾疑。”但這時教堂人員已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爭毆。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要求三口大臣崇厚派兵彈壓，崇厚只派了幾名巡捕。豐大業闖入崇厚官署，鳴槍恫嚇崇厚，然後咆哮而去。路遇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槍擊劉傑未中，擊傷劉傑的一名隨員。積憤難忍的群眾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毆斃。隨後鳴鑼聚眾，焚毀法國領事館，並焚毀法國教堂2座、英美教堂3座，共致死豐大業及其隨員3人，法國修士、修女12人，誤殺法國僑民2人、俄國僑民3人；中國教徒30至40人被殺。6月24日，法、英、美、俄等七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提出抗議，並派軍艦進行武力恫嚇。清政府先後派曾國藩、李鴻章辦理此案，最後判處20人死刑，包括府縣官員在內的25人充軍，賠償白銀50萬兩，並派崇厚赴法國道歉，始得結案。有史家評“天津教案”是由於“半個世紀的種族嫌惡，十年來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占領天津，以望海樓皇宮故址為聯軍議約總部；隨後被法國踞為領事館），反基督教情緒的滋長，部分的基於宗教偏見，部分的基於迷信，部分的輕信謠言”。官府與教方未能及時解釋以疏導民情，而豐大業倉猝激變事態，遂演成此一震驚中外的教案。[顧1996,周1997,董1992,李1998]
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國宣教士莫萊士（WilliamH.Murray）來華。他注意到盲人的慘狀，於是獻身于盲人教育。他設計出一套適用于中國普通話的點字，供盲人使用。1874年，他在北京創辦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在莫萊士的影響下，許多傳教士也參與推動盲人教育。他們的努力，揭開了中國現代化社會工作的序幕。1887年，米爾士夫人（Mrs.Mills）在煙台創辦第一所聾啞學校；1891年，何德醫師（DR.E.G.Horder）在廣東創辦第一所麻瘋病院；1898年，嘉約翰醫師（Dr.JohnG.Kerr）在廣州創辦第一所瘋人院。[魏1978]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傳教士馬偕（GeorgeL.Mackay）醫生到台灣傳教。他披荊斬棘，踏遍山野平地，為人治病，傳講福音。起初當地人甚至用石頭和刀劍傷害他，他卻以堅定的愛和忍耐泰然處之。終于鐵石心腸軟化了，人們不再叫他“胡須蕃”，而尊敬他為“馬偕牧師”。在傳教之外，他還辦學校、設博物館、開醫院。在台工作29年之後，年僅57歲的馬偕垂下了辛勞的雙手。他曾在日記上寫道﹕“我要在此立下教會的基石，願主你今天幫助我。我再一次與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選擇的地方，被你差用，願上帝幫助我。”[林1977]
1876年（清光緒二年），山東旱災。傳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災委員會，在山東傳教的李提摩太和倪維思（JohnL.Nevius）在災區賑濟難民，並暫時收養400余名孤兒。次年，山西發生更嚴重的災情，十室九空。傳教士李修善（DavidHill）和德治安（JoshuaTurner）深入山西賑災，旅行佈道，並創辦戒煙局。平陽府的中國學者席子直原有煙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號為“勝魔”。有四、五名傳教士在救災中犧牲。災後，傳教士著文分析成災的原因，並陳述預防措施。此後的大災荒，如1888-1889年和1920-1921年的華北五省的兩次旱災，傳教士都在救災中擔任了重要角色。[魏1978,李1998]
1877年（清光緒三年），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宣教會議，狄考文在會議中發表一篇關於中國教育的演說，被認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會推舉丁韙良（W. A. P. Martin），韋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狄考文，傅蘭雅，林樂知等人組成“益智書會”，專門負責教科書，包括數學，天文，測量，地質，化學，動植物，歷史，地理，語文，音樂等科目，成為近代中國教科書之開端。1905年該會改稱“中國教育會”，1916年再改名為“中華基督教教育會”。1890-1912年間共出版教科書20余萬冊，惠及全國各地。據統計，1895年時，教會小學已達927所，中學114所，大學和培訓班46個，總計在校學生21315人，其中小學生16079人，中學生3635人，大學生和培訓生1640人。大、中、小三級學制的近代教育雛形已基本形成。狄考文說，“教會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學。”中國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來各項改革運動中最有成效的。傳教士的辦學之舉，尤得民心，而且由於科學新知的傳播，官紳和民眾智識大增，對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漸有所認識，因此官紳士人逐漸退出反教的行列。[魏1978,李1997,陳1999]
1878年（清光緒四年），顏永京協助施約瑟主教（BishopSchereschewsky）在上海建立聖約翰書院，並綜理該校校務（後該校擴建成聖約翰大學）。1887年，顏永京出任聖公會牧師，致力於教務，也熱心公益，推動禁煙、天足運動。1895年，他代表中國禁煙總會，赴英美各地演說中國受鴉片之害，譴責英商唯利是圖的惡行，呼籲本著基督愛人如己的心根絕鴉片輸入中國。[查1983]
19世紀80年代
1881年（清光緒七年），山西內地會長老席勝魔在鄧村創立福音堂，是內地會最早的自立教會。席勝魔從事戒煙工作，並創辦教會，成為早期中國教會的著名領袖。他寫了許多優美的詩歌，在中國信徒中長期流傳，有的還被譯成英文。[朱1994,查1983]
1883年（清光緒九年），孫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師（Dr.CharlesR.Hager）施洗，成為基督徒。次年協助喜嘉理牧師到澳門，香山各地佈道。[李1997]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中國勞工許芹畢業於勒恩神學院，受長老會委派前往紐約華埠拓荒傳教。他訪問華人商店和洗衣店，瞭解華人社會的現狀與問題，從主日學入手，逐漸擴及于成人，然後建立紐約地區第一個華人自立教會。[查1983]
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在上海創立。廣學會主要出版傳教書刊，後來又“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為號召，出版西學書刊。該會發行的《萬國公報》風靡一時，朝野人士，無不閱讀，對清末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光緒皇帝等有很大的影響。1898年，康有為在變法失敗，避難香港時曾坦言﹕“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中1990,李1997,夏1999]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在中國內地的新教傳教士有1296人，主要來自英美兩國，代表41個差會。也有德國，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加拿大等國傳教士在華活動。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繼傳入，足跡遍及全國。[周1997]
19世紀90年代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上海傳教士大會決議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做到忠於原文而又文筆曉暢。次年，分別成立三個委員會，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版本﹕文理，淺文理，以及國語。1904年，《淺文理譯本》新約部分出版。1906年，《文理譯本》出版。《國語和合譯本》於1906年動工，至1919年出版，是中國教會普遍使用，最為信徒喜愛的譯本。時值中國“新文化運動”，《國語和合本》成為白話文運動的先鋒，被譽為最佳的白話文典範作品。[中1989]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時值中國在甲午戰敗後尋求維新變法，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知識更為響往。青年會把握時代的需要，強調德（宗教），智（科學），體（體育），群（公共衛生）四育並重，號召學生們主動去服務社會。1902年，他們組織的巡迴科學演講在各地深受歡迎。[魏1978]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在傳教士的贊助下，十位西國婦女在上海發起天足會。早在1867年，有些地方的教會學校就把不得纏足作為入學條件。延續千餘年的纏足陋習，在傳教士幾十載移風易俗的努力中絕跡。[魏1978]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會的差派，以女醫療宣教士的身份回國為自己的同胞服務。初到九江的十個月中，她們診療了2300名病人。1899年，九江婦幼醫院落成，石美玉任院長。1903年，康成在南昌設立新醫院。[查1983]
19世紀末，有61個宣教會在華傳教，外籍教士達2000人，中國傳教士也有1600人，新教教徒人數近11.3萬人；其中內地會在華教士有650名，270個傳教點，教徒約5千人，成為新教在華的最大的團體。天主教教士約400人，教徒74萬人。由於“禮儀之爭”的深遠影響，近代以來的信徒大多來自民眾階層，這種情形在19世紀後半葉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更無望改變。俄國東正教很少對中國人傳教，在中國的信徒包括俄國人在內，共約500人。[林1977,艾1988,周1997,唐1993,顧1996]
三、教會發展時期（1900-1948）
20世紀00年代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難﹕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教難”，綿延數十年之久的反教風潮達到頂點。1896年，山東一帶出現以會道門的骨幹和浪跡江湖的遊民為主的拳民秘密社團。1899年，毓賢任山東巡撫，拳民焚毀教堂，搶劫教民，一切由西洋傳入的東西都要滅掉，如拆鐵路、毀電報線，甚至洋油燈、洋火也在滅除之列，毓賢因教案被撤職。袁世凱繼任，處死拳民首領多人。義和拳民流往山西、直隸一帶，一直到北京城裏。1900年4月，各國駐北京公使聯名照會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時期內將義和團剿除，否則各國將派軍隊前來解決義和團。被革職的毓賢進京遊說，稱拳民神通廣大，刀槍不入，不畏槍炮，可用來滅洋雪恥，博得端王載漪和吏部尚書剛毅的贊同。慈禧聽信剛毅等的意見，決定啟用拳民；反對的5位大臣被斥為漢奸日後處斬，朝中無人再敢反對。於是慈禧下詔召拳民入京，改稱“義和團”，扶清滅洋。義和團公開仇殺洋人，攻打教堂，日甚一日。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戰，義和團圍攻京城的外國使館、教堂。據載，“京師城內兩翼地面，城外五裏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戶房產等，焚毀殆盡。”在朝廷滅盡洋人的諭旨之下，直隸、山西、河南、奉天、內蒙古等地也相繼大舉發難，屠殺傳教士和信徒。於是列強組成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鎮壓義和團，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對使館區、北堂和美以美會所長達56天之久的圍困。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據不完全估計，庚子教難中天主教被殺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被殺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是內地會的教士），教徒5000人。幸虧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聯合東南自保，不准群眾暴動，所屬教會才倖免大劫。歷經庚子教難，基督徒信心更堅定，也顯出美好的見證來，越來越多的傳教士走向社會，積極倡導和參與了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並投身於20世紀中國的改革大潮，教會的發展速度數倍於庚子教難以前，迎來了1900至1920年的“黃金時代”。[李1998,王1959,顧1996,陳1999]
1900年，戴德生為在義和團運動中死難的內地會傳教士及其家屬萬分難過，脈搏從每分鐘80次驟降至每分鐘只有40次。但他堅持內地會不要清政府的賠款。1905年，在巡視各地內地會的途中，他安然歸主，葬在中國。[顧1999]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賠款辦學，創辦了山西大學；美國傳教士率先響應，1911年用庚子賠款建立清華大學。[中1990,李1998]
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上海的謝洪賚，俞國楨首先發起中國基督徒會。面對教案叠起的局面，他們認為“中國信徒宜在本國傳道”，先後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寧波，徐州，長沙，太原等地響應。1907年，上海成立耶穌教自立會。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會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國基督教會。1912年，北京成立中華基督教會。這些由中國信徒自辦、獨立於外國差會的教會，在1900年以前是極少有的。它們是自治、自養、自傳的萌芽狀態。[朱1994,李1998,顧1999]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東北大復興，嚴寒的北國興起了中國教會屬靈運動。加拿大傳教士顧約拿單（JonathanGoforth）是這次復興的中心人物。在義和團之亂平息後，顧約拿單返回河南北部傳教，這裏反教氣氛相當濃厚，戴德生曾囑咐他要“以膝代步”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無論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禱告，絕不貿然行動。此時，他正不斷地從聖經與屬靈偉人的傳記中尋找復興的線索。1907年，他經水路到朝鮮，適逢朝鮮教會的一次大復興。三周後，他返回中國，順道在東北的一些教會中報導了大復興的見聞。次年春天，他再往東北領會，在各教會傳講的資訊圍繞一個主題--“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章6節），帶來了東北教會的大復興。據統計，這次的復興使東北教會的受洗人數，從1907年的1500人驟增到1908年的3500人。東北大復興的影響蔓延到中國其他的地區。其後的山東大復興帶來華北福音的覺醒，也影響了全國各地。[魏1978]
（文轉載自中國基督教紀事（近、現代部份）漢芮編寫，漢芮來自中國大陸，現居北美。）
倪、李兩位弟兄對西教士的印象
From the depths of our hearts we thank God that in the past century. He has sent so many of His faithful servants to China, so that those who were sitting in darkness should hear the gospel and believe in the Lord. Their self-sacrifice, their diligence, and their godliness have truly been an example to us. Many a time, as we looked at the faces of missionaries suffering for the gospel's sake, we have been moved to pray, "Lord, make us to live like them." May God bless and reward them! We acknowledge that we are utterly unworthy to have any part in the work of God,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what we are, and since God in His grace has called us to His service, we cannot but seek to be faithful. We have nothing to criticize, and much to admire, as far as the gospel work of our missionary brethren is concerned. Watchman Ne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Volume 30, pp. 134-135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is, as long as we have the Lord's presence, we can go against all odds. One characteristic of a Christian is that he can go against the tide and move forward by beholding the Lord's face. In the past, when the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they also faced very trying situations. Everywhere they went they faced opposition and cold water. Rocks were thrown at them. Some were even martyred. Yet they were not discouraged at all. They pressed on and did not turn back for a moment. Eventually, they opened the door of the gospel in that old, conservative land.
Today to spread the Lord's gospel in Taiwan and to evangelize the whole island, we need the spirit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went before us. If we sit here hoping that evangelization will come, that is a dream. If we wait until all things are ready, and if we think that we can preach the gospel from an easy chair, we will never see anything of the gospel. When the Lord charged the disciples to preach the gospel, He told them not to bring any shoes, staff, or money. This means they needed to have the attitude that if there was no food, they would simply press on in hunger. If there were no shoes, they should simply move on bare feet. If we have such a spirit, the gospel will surely prevail.
Dr. Mateer, the chairman of the translation team that put out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was one of the seven renowned scholars in the East Pacific region. When he came to China, he lived in a carpenter's home in Penglai in Shangtung province in north China. The father of one of our senior co-workers was a student of his in oceanography. When Dr. Mateer first came to China, he and his companions could not find a place to live. No one was willing to rent, much less sell, a room to him. In the end, some among them had to live on the streets, and some were forced to take shelter in idol temples. This was how they persevered in the gospel. I tell you this to show you that if your intention is to wait for all things to be ready before you preach the gospel, you are not qualified to do the Lord's work. If you want to be in the Lord's work, you have to learn to strive even when 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to work with. Witness Lee; The Ministry Magazine, Vol.3, No.1, pp.16-17
馬禮遜生平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第一位更正教到中國的傳教士。在馬禮遜之前，亦曾有過一些人呼籲到中國傳教，如英國貴格會的始創人喬治、福克、德國哲學家布尼茨等。不過直到十九世紀，才有馬禮遜的直接行動。
馬禮遜生於1782年的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自小受母親的影響，信仰基督教。馬禮遜二十多歲時，就感受到神對他生命的呼召：「要顧念中國土地上，無從認識救主耶穌基督的三億五千萬靈魂」。1804年，他向倫敦會提出申請，要求成為該會派赴海外的宣教士，立即獲得批准。不久便被派到高斯波特傳教院受訓，該院長寶格認為馬禮遜適合從事繙譯聖經中文版的工作，派遣他到中國居住，以便更方便於繙譯。可是，清廷自706年康熙禁止天主教傳教以來，外國傳教人士不准進入中國內地。而當時壟斷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屬下的船隻，亦因利之所在，不願載傳教士東來，所以馬氏為來中國，須先赴美國，然後由紐約乘船來華。
1807年9月，馬禮遜時年25歲，他乘船經過七個月的航程，從英國抵達中國廣州的南港。馬禮遜站在甲板上，觀看岸上成千上萬湧動的人群，船長來到他旁邊，問道：「馬禮遜先生，你真的以為自己能夠影響中國拜偶像的深刻傳統嗎？」沈默片刻，馬禮遜回答說：「船長先生，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夠。」
在中國政府的禁令之下，馬禮遜「偷偷地取得」了四五百本中國書籍，內容包括中國語言，宗教、哲學、醫藥、法律和歷史。對馬氏在研習中國語言文學字方面相當有恩賜。1809年，馬氏與莫敦博士的女兒瑪莉結婚，後又應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譯員，使他有了合法留居廣州的身份。（當時，外國商人只許在夏季進出廣州，教士則一律禁絕。）
1810年，馬氏繙譯並雇人刻印了《使徒行傳》，次年又繙譯了《路加福音》。1813年又繙譯印製了《新約》，又在倫敦會派來的第二位宣教士米憐的協助下，譯完了《舊約》，馬氏又將這部中文聖經命名為《神聖天書》；《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木》（1811）、《問答淺注耶穌救法》（1812）、《養心神詩》（1818）、《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1832）等。同時，他亦編著了《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及《華英字典》等書，促進中西文法交流。不過，由於清廷曾禁洋人秘密印製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因此，馬氏在印刷書籍一事上，遭遇到極大困難。馬氏只好每次返回澳門，才秘密印刷書籍。他瞭解到難以直接宣揚福音，只有藉派發印製品來傳教。
馬氏一直希望能夠盡力在中國傳教，不過一直受到限制。他曾說過︰「要始終考慮到千百萬未聞我主耶穌的中國人的可悲境況。」於是他設想「在禮拜日召集到幾個中國人—兩個或三個，向他們談論關於耶穌的事。」他在1808年時，只能向他的雇員讀《聖經》，使他的私人教師和僕人和他一起禱告，講道的聽眾只有一人或兩三個人。直至1814年，才有第一個中國人，蔡高願意受洗。後來蔡高的哥哥及弟弟又先後信主。後期雕版工人梁發於1816年在馬六甲由米憐為他受洗。梁發信主後奮力佈道，撰寫福音單張。1823年馬氏選擇梁發在自己回國期間，負責廣州、澳門的傳教工作，並行了按手聖禮，這樣梁發就成為了第一個中國牧師。1826年，馬氏再度到中國傳教。
在馬氏的倡導下，1818年在馬六甲興建了英華書院，米憐為校長。既向東來的歐洲人講授中文，也同時教授當地華人子弟英文。1834年，馬氏因病去世，經年52歲，葬於澳門。他的兩個兒子馬儒翰、馬理生也定居中國。
馬禮遜在中國傳教多年，對當時社會有著不少貢獻。首先，馬氏欲聯合基督教各宗派，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派別的基督教，開基督各派合一之先河。他在中國禁傳教的情況下，艱辛地工作了廿七年，卒能打好基督教在華的基礎，使後來的傳教者，聞風繼起。自1816-1839年間，自歐美各地相繼來華傳教的有麥教思、裨治文、衛三畏、理雅各等。他亦成功創立教會，讓更多中國人認識基督教，由初期只有蔡高一人受洗，到後期愈來愈多人相信基督教。到1930年代，基督徒的數目增至400000人。教堂的數目亦增至19231所。可見馬禮遜的努力，為中國奠下了基督教的根基，令中國人對基督教有所接觸。
馬氏在歐洲提倡研究中文，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溝通中西文化。他的中文成就，可說是歐洲漢學家的第一人。他完成第一部中文的《新舊約聖經》、《華英字典》及多種繙譯工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有著重大貢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可見馬禮遜貢獻之大。另外，理雅各博士之繼起繙譯《四書》為英文，並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後來成為漢學家者亦輩出。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美國的裨治文、衛三畏等皆有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於中西文化交流有莫大貢獻。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刊印傳教的書籍及紹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大影響。
馬氏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傳教之準備，為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來香港，為香港及近代中國培養了不少人少。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之燕京大學及聖金會的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對於我國近代社會、文化及科學，有莫大之貢獻。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所開辦的學校約有350所，學生有6000人。同時，留學到外國的風氣漸漸開始，最初的留學生為馬禮遜學堂的三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黃勝。對於教育方面，有助作育英才，馬禮遜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努力，貢獻甚大。
另外，馬氏的助手梁發努力編印各種傳教小冊子，每逢鄉試時就乘機派發赴考的生員，受其影響最大的為廣東花縣的洪秀全。洪氏赴廣州應失敗後，在歸途中得到這種小冊子—《勸世良言》。他歸去後，經過研究，大受感動，創立了「拜上帝會」，最後引發了太平天國事件。太平天國的制度、發起，都是間接因為傳教而產生的，沒有基督教、馬禮遜的傳教，就沒有太平天國事件。所以馬禮遜的傳教簡接促成拜上帝會的成立及太平天國事件。
總括而言，馬禮遜於中國的傳教，命途多阻。但他不遺餘力的努力，令到基督教得以宣揚。同時，對中國有著不少的影響。
馬禮遜言行
恐懼死亡之心情，把我重重圍困了，我向神痛哭大呼，祈其赦宥我的罪孽，使我在心靈中得更新。罪孽已成為一種擔負了。就在那時我經歷生命的變化，相信也是心靈的變化。我立即與一班閒散放蕩的同伴脫離了，而自己從事於讀書，靜想，及禱告，已使神喜悅。將其聖子顯現於我，那時我親嘗『幼年的恩愛和婚姻的情愛』的經驗。－馬禮遜，十五歲。
兄弟阿，這宗事業是艱難困苦的。我嚴重的請您仔細估計一下您要付出甚麼的代價。中國人中有許多是文化高優，學問豐富的；不特是不亞於我們，反而是優於我們的。天主教的教士們將為我們的死敵－如果主不以特殊方式施行工作（神蹟）於他們心中的話。…倘使他們果為我們的敵人，他們將必是比我們較優的；他們是年紀較長，得人尊敬，學問高尚的人。除卻學習語文不計外，這些及其他種種困難，實是極大的。如果我們堅決前去的話，我們須在心內先行自判死刑，不能信託自己，只有信託活的神而已。－馬禮遜，1800年
我們於啟程之前，同到船主之會計室。我總不能忘記那商人調侃馬先生的面孔、言語、與神氣，－在在現出可憐他（馬禮遜）是個錯覺的熱心人，而其中心則實是不能不佩服其克己、忠誠、勇敢、與企業精神的。殆各種事務上的手續辦妥之後，那傖夫由辦公桌掉轉頭來冷笑對馬先生說：『好罷，馬禮遜先生，你真的期望你將能改革那中華大帝國崇事偶像的陋俗麼？』他答以比平時更為嚴肅的詞令說：『非也，我期望神將能為之。』－1807年
我在航程中所穿的陳舊衣服，仍然可用，但對於一切有助於完成任務的事物，則不惜金錢以購置之。因為不能預知我將能在此繼續工作有幾久，所以我買了些書籍、紙、筆等項。書籍是偷偷買來的。…現在我的圖書室一共已有四五百卷了，－這都是關於語文、宗教、哲學、醫藥、法律、及歷史的書籍。－馬禮遜到達廣東
這些精明有識見的中國人（指清吏）真是荒謬絕倫與毫無理性，－竟以外人之學習其語文或購藏其書籍為大罪；其尤甚者則以藏有外國書籍為大罪。…我的大罪就是要學習華文華語。－馬禮遜學習中文
（一八一二年，清政府嚴令：凡刻印中文基督教書籍者處死刑）刑部奉上諭頒令云：
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祕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如有祕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即洗禮）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至黑龍江）。
一別十年，自覺垂垂老矣。…我現在埋頭伏案，重操舊業。不過，自經遊歷中國得度戶外生活之後，愈覺長此禁錮於斗室之苦悶。米憐之健康不佳。他甚欲到中國一行，藉以一享寒冷天氣之利益，但因故見阻。他以多病之身而任勞苦之役，對於神聖工作甚為活動。
政府對於印行英華字典之印刷所，實行干涉。我對於你的老友阿三甚為關懷。聞其與阿科及其弟阿顯，均在通緝之列。我的老助手高先生已逃匿無蹤了。於兩星期之前，清吏派出差役闖進印刷所，搜獲我一些稿件及中文鉛字粒而去。
這是一個非常可厭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與恐慌之中。我希望神的臂膀之一向呵護我者，此後仍保佑我使不致受害。－馬禮遜，1817年
我現在致力於翻譯及編纂中文字典，這是一宗勞苦的工作。我的勇氣與毅力幾乎支持不住了。…這是一個非常孤寂的崗位。我來此已屆十年了。我心願得到另一處可以享受自由滋味及得有宗教團契的地方。我長期感受壓迫者威脅的恐怖。不特此也，幫助我工作的幾個本地人長在通緝之列，有時被捉將官裡去。今簡略書此，諸請原宥，－我的手疲倦已極，執筆不易。假使我得以耡犁易了筆桿，則我的健康必較佳無疑。－馬禮遜，1817年。
我竟成為一個離群索居伶仃孤苦的人了。我很少到公司或他處用膳。過了一星期復一星期，我的食品餐餐一律－牛腩煲藕－我以中國筷子吃之。不過，身體如常平安，每日寫作由早晨九時至入夜九、十時。－馬禮遜，1817年
藉神之助力，您今已發動了一宗大事，為中國一切的帝國（朝代）、官吏、及祭司、文人、與人民所永不能打倒，毀滅及有效停止的，而且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及拯救許多人的靈魂的。親愛的朋友阿！切勿灰心失意阿！試想有多少的忠誠服務的人員，當其撒手歸天之際，竟不能享受現在十分之一的榮譽哩。願永恆的神臂呵護你。－馬禮遜寫給米憐信，關於繙譯中文聖經的價值
九年前之昨日，我倆夫婦歡迎米憐夫婦到達澳門。如今呢，我們四人中之三人－皆在四十歲以下－一一作古，祇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人獨存。然而主的旨意是善的，他們皆是在福音內的信仰與希望而死，而且皆是在他們的崗位上而死。他們留下忠骸於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的大事業，以至末日。他們無一臨陣逃亡者，－這令我滿心快樂，甚至我最為不幸的瑪麗也回到中國而亡。－馬禮遜，1822年。
一八二二年一月大函，我於憂患與職務交迫中得收。於我愛妻瑪麗及愛友米憐相繼物故後，今則所愛的維廉又于本年六月二日去世了。我並不因此而退縮，而怨天，但我祇為自己之孤苦獨存而痛哭不少，且為我個人之罪愆而哭。我願中心得放在天上的事多一點。我願黽勉從事於專職－靜候我主之蒞臨。－馬禮遜，1822年。
計我來華於茲十五年矣。其間一半的歲月是獨自工作的，然神仍容忍我的軟弱而祝福我一手所幹的工作。我現在的健康仍是非常之好。初時我以為斷不能生存至今的。…我以為以前所播的種，今已有萌芽可見了。－馬禮遜，1822年。
我現在仍覺意沮神喪。我深覺舉目無親之感，－雙親早已見背，而你們親人皆與我距離甚遠。我至愛之人，一一去世。環繞著我的異教徒，因其國制度習俗關係，對待外人冷酷而薄情。我絕不畏縮，但迫處於如此孤獨的境地實非中心所願的條件。然而我仍當感謝神。神拯救我，使我不至陷於辜恩溺職之罪。－馬禮遜，1822年
蔡高─中國首位基督教徒
一、生平簡介
馬禮遜在華傳道二十七年，只見到十人受洗歸主，但每一個果子都是誠實堅貞。
馬禮遜的第一個果子，名叫蔡高（1788~1818），成為中國首位基督教徒。
蔡高，又名蔡亞高，祖籍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其長兄蔡興（又名蔡盧興）曾助馬禮遜牧師私印書籍，而蔡高在廠內當印務監工。當時清朝已頒令不許洋人印書傳教，又禁國人協助印書或改信洋教；因此蔡興印書收費特別昂貴。中國首位宣教師梁發亦是在蔡興處職雕版工人而信主。
蔡高為人性情暴躁，不及兄長謙和而有遠見，與兄長及同事常有衝突，不見人和。因此1812年蔡高首次向馬禮遜提出受洗要求時，馬禮遜以他為人不檢拒絕施洗。從此蔡高痛改前非，改變生活和行為，過兩年再請求洗禮。馬牧師經過兩年考驗，叫蔡高寫了一篇得救見証講述信德，就在澳門市郊為蔡高施洗。1814年7月16日蔡高從馬禮遜牧師手中領洗，正式成為中國首位基督教信徒。洗禮歸主後，蔡高仍忠心於刻字印刷工作，領受牧養。有說蔡高最後患上肺病死於1818年10月下旬，又有說1819年受天主教教士誣陷死於獄中，當中以前者為可信。不管如何，蔡高逝世之時年未過三十。
現位於澳門的志道堂即是為了紀念中國第一位基督徒蔡高所設立，堂內有陳子褒先生所撰《蔡高先生紀念碑》。原設有志道堂小學，改名蔡高紀念學校後遷出。
二、信仰轉變的經過
"Tsae A-ko desires baptism. His written confession respecting himself is as follows :.. ' Jesus making atonement for us is the blessed sound. Language and thought are both inadequate to exhaust the gracious and admirable goodness of the intention of Jesus. I now believe in Jesus and rely on his merits to obtain the remission. I have sins and defects, and without faith in Jesus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should be eternally miserable Now that we have heard of the forgiveness d sins through Jesus, we ought, with all our hearts, to rely on his merits. He who does not do so is not a good man. I by no means rely on my own goodness. When I reflect and question myself, I perceive that, from childhood .till now, I have had no strength－no merit－no learning. Till this, my twenty-seventh year, I have done nothing to answer to the goodness of God in giving me existence in this world as a human being.. I have not recompensed the kindness of my parent, my relations, my friends. Shall I repine? Shall I hope in my own good deeds? I entirely call upon God the Father, and rely upon God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 I also always pray to God to confer upon me the Holy Spirit.
"A-ko is the son of a second concubine. His father's wife died without children. His father when he was sixteen years of age. When he was twenty-one he came to my house, and heard me talk of Jesus; but says he did not well understand what l meant. That was my first year in China. Three years after, when I could speak better, and could write, he understood better: and being employed by his brother in superintending the New Testament for the press, he says that he began to see the merits of Jesus were able to save all men in all ages and nations, and hence he listened to and believed in him.
"His natural temper is not good. He often disagreed with his brother and other domestics: and I thought better that he should retire from my service. He however continued, whenever he was within a few miles, to come to worship on the Sabbath-day. He prayed earnestly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read the Decalogue as contained in the Catechism. He says that from the Decalogue and instruction of friends he saw his great and manifold errors, that his nature was wrong, that he had been unjust, and that he had not fulfilled his duty to his friends or brothers or other men. His knowledge of course is very limited, and his views perhaps obscure, but I hope that his faith in Jesus is sincere. I took for my guide what Philip said to the Eunuch,－’ If thou believest with all thine heart. thou mayest' be baptized. O that at the great day he may prove to have been a brand plucked out of the burning; may God be glorified in his eternal salvation !
"He writes a tolerably good hand. His father was a man of some property, which he lost by the wreck of a junk in the China Seas returning from Batavia. Tsae A-ko, when at school, was often unwell, and did not make so much progress as his brother A-Heen, who is with me. A-Heen is mild and judicious, but is, I fear in his heart opposed to the gospel. His attendance to preaching on the Lord's day is also constant. But insincerity and want of truth are vices which cl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July 16,－At a spring of water issuing from the foot of a lofty hill by the sea side, away from human observation, I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he person whose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 has been given above. O that the Lord may cleanse him from all sin in the blood of Jesus, and purify his heart by the influences of the Holy Spirit. May he be the first fruits of a great harvest; one of millions who shall believe and be saved from the wrath to come.
"Ko Seen-sang wrote an account of himself, very similar to that sent by the last fleet to Mr. Hardcastle, and which was written by his son.
"Sept. 12.－Mr. Milne has again come to us; he has finished a laborious and useful tour. May the blessing of God follow his labours. Some Portuguese families expressed a wish to receive the New Testament, but my friends have neglected to send out those which I had requested. Some Tracts were given; of which circumstance, the bishop of Macao afterwards complained.
"Sept. 1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n order to apprehend all natives in the service foreign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not natives to serve foreigners, but yet winks at it. The practice goes on till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annoy and distress the resident foreigners, when the law is then enforced.
"Sept. 28. Constantly occupied in writing official papers to and from the committe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r. R., who, previous to his death, expressed deep penitence and hope in Jesus. He has left one thousand dollars to be applied by me to the diffusion of our blessed religion. It has been a appropriated to a duodecimo edi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Dec. 16.－Went to Canton.
"Dec. 17.－Preached to seven persons subject, the Rich Man and Lazarus. Endeavoured to impress the minds of my hearers with a sense of the unspeakable importance of eternal realities.
"Jan. 21.－I parted from my dear family. Mrs. Morrison’s long-continued ill-health making a return to her native country absolutely necessary.
"Thus, my dear Sir, I have run ov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past year. I have been induced, by much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of this mission, to recommend it to my excellent colleague, Mr. Milne, to go to Malacca, to found there a permanent seat for our mission. Whether he w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either at Canton or Macao during the ensuing season, is very uncertain; but independent of that consideration, I advise him to go. He has been favoured with the kind attention of many persons of high respectaliliy in Java, at Malacca, and other places in in that neighbourhood, which peculiarly fits him for the branch of this mission which he is about to form;－a measure which I earnestly recommended two years ago, and which the judicious Mr. Hardcastle, one of the fathers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has, in a letter to me, most cordially approved. I have sanguine hopes of the success of this proposed branch of the Chinese mission, partly from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person who has to undertake it, and partly from the full liberty which will be enjoyed to preach and to teach the doctrines and precepts of Jesus Christ our Lord and Saviour. Mr. Milne will continue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view to aid in translating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or.in improving future editions of those parts already translated.
澳門簡史
澳門原是荒蕪之地，在宋朝之前並沒有人居住，沿海一帶只作漁民的避風港及海盜藏匿之處，在1534年葡萄牙政府初次東來澳門，心想往到中國開拓市場，也曾到香港屯門青山一帶，當年到澳門黑沙灣地區以借曬貨為名，不斷弄濕貨物延遲離開，更與當時清地方政府以金錢協定，蓋建茅屋以作長久貨倉用途，以500兩白銀作租借之費用。
到1557年按葡萄牙政府之記錄，因剿盜有功可以換取澳門為長居之處，但每年仍要繳付500兩白銀為費用。他們當時到達之地為媽閣，「亞媽」乃福建話，意即媽祖，他們更以此塑像貌似西方聖母瑪利亞，故稱此地為「中國上帝聖名之城」，意即：媽祖是中國人所供奉的神。
羅馬基督教 （下稱天主教） 因新航線之發現，由好望角到印度，佔據印度，故取俄亞為大本營，立足地，並向東拓展，以整個東亞列入他們宣教及貿易範圍，他們因有先進的軍艦 （紅衣大將軍弗朗基之大炮），借著這個優勢到澳門，當時羅馬基督教因16世紀宗教改革及理性主義時期，因著天主教所屬之地國家，因此就紛紛脫離所屬之統治者，趁此機會他們找出路，當時葡萄牙教會向政府宣告，商人向東方貿易，你們有其責任，就是幫助教士推行宗教活動，政府向商人勸言，政府保護你們，你們亦要保護宗教，這便成有護教之責任，當時正因如此，天主教教會就以此情況下向澳門進行宣教活動，按歷史地位來說，澳門就成了是很重要向遠東宣教之基地。
到清朝1906年，澳門志道堂在黑沙灣開始立會，香港道濟堂送給他們一塊牌匾以作賀禮，內中寫上六個字 「福音初至之地」。直至如今仍存放在教會禮堂。1807年倫敦會派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到中國宣教，倫敦會是由英國的公理會、長老會、聖公會、循道會共同組織的海外傳道機構。
馬禮遜到澳門生活亦不容易，十分艱難，因為倫敦會之接濟不定期，所以在居留及經濟雙重壓力下，他就作了東印度公司之翻譯員，亦從事聖經翻譯及字典撰寫工作，七年後帶領蔡亞高 （又名蔡高） 信主，他是一位雕刻工作者，不久在東望洋一個隱秘之溪澗接受水禮，不幸地因肺病不久離開世界，另有一說是殉道而死。後來馬禮遜因事工繁忙，請求倫敦會派多一位宣教士名米憐 （William Miline） ，他生得奇貌不揚，但博學多才，後因天主教對當時馬禮遜工作之監視，故此影響他的事工，並未能發展，因此米憐被送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開始他的宣教事業，隨行亦有兩位肢體同工，其中一位就是梁發。
開始時的工作就是翻譯聖經工作，創辦當時中國第一所神學院英華書院，設有語文及聖經科目﹔而梁發在當中協作印刷，出品一本中國報業史上第一份雜誌，內容有福音、科技及新聞，這份被稱為第一份報紙，而梁發也被稱為第一位報人，當時行銷馬來亞、印尼及中國一帶。因著梁發雕刻工作緣故，在1816年，決志信主後，十分熱心及長進，貫徹米憐牧師對文字工作的志趣，他亦寫福音單張來派發，後回到中國時，在馬禮遜還未離開世界之前，按立他第一個中國的宣教士，因當時還未有牧師稱謂之設立。
而當時中國第一位牧師是何福堂牧師，他的兒子是何啟，是一位大律師，太太是雅麗珊 （香港雅麗珊醫院以她命名），亦是香港啟德機場的合夥人之一。何福堂雖不是澳門人，但他卻是澳門人所辦英華書院的學生，故與澳門是有關係。
除了馬禮遜、米憐及梁發之外，與澳門有關的人物是是普路士人的郭士臘 （有譯作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or Charles Gutzlaff），是荷蘭差會所差派，是穿著荷蘭服飾的另類傳道方式，而他個人獨力翻譯聖經，名為郭士臘譯本，後更成為太平天國的聖經，被洪秀全所使用之聖經。他在澳門創立一個「福漢會」的組織，意即為福音傳到漢人，在沿岸以派發書仔 （福音單張） 方式傳道，後更帶來了一位中國人信主，就是王元深先生，他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因他寫了第一本教會歷史，而他的兒子是王旭初，孫兒是王重惠，他是中國司法部長，一家都為俊傑，其後代亦是對中國有相當重要與影響。
而郭士臘太太在澳門開辦女子學校，專為女子而設，而後來叔末士太太所開辦的女子學校之前，亦在這間學校授教。在1836年，浸信會的叔末士來澳門宣教，當時受到政府及天主教所刃難，難以上岸，沒有人願意接他們上岸，後因著傳教士幫助下，可以上岸事奉及生活，而在他們未曾到澳門之前，在新加坡學習廣東話，故此在這裡一方面學習廣東話，但事奉卻未被發揮，故此經常偷進到廣州十三行來瞭解是否有機會發展，雖是這樣，但有一些以家庭為單元的事奉機會，因而帶領一位姓楊的信主，居住在中山，他是作賣買的商人，大有學問，這位先生更成為浸信會華人第一位牧師，他姓楊名慶，而按牧即在美國三蕃市教會，後來返回到廣州協助叔末士教會事奉。
隨後，亦有另一位牧師來澳門宣教，名叫羅孝全 （Issachar J. Roberts），是富家子弟，因受感動，成立基金會，獻身中國傳道，他特別向兩類群體事奉，一是痳瘋病人，另一類是鄧家人 （即船家），澳門當時有很多痳瘋病人，正如在澳門有一街道名為「風順堂街」及「瘋堂斜巷」，因當時是有痳瘋病院之設立。他向那些痳瘋病人傳道，此人具有傳道之熱誠，他與叔末士等同工直到1842年前，即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前，當時絕大部份西國宣教士都在澳門隱藏，等候機會進入中國傳道，當五口通商後，而大部份宣教士都離開澳門進到中國，而叔末士即到香港開始黃後大道浸信會及開辦女子學校。
為何辦男子學校比較困難? 而當時澳門浸信會亦開辦一所男子學校，叫「培智」，開始時只有二三位男生入讀，三年後結束，隨後再辦「靈道」女子學校，當時浸信會有一次會議中提及要恢復男校，記錄有載因辦男校有困難，故作罷論，決議繼續辦女校﹔而羅孝全牧師在廣州東城閣開第一間浸信教會。
澳門歷史地位，首先在四百多年前天主教藉葡澳人的管治來到澳門，當時之教務並不發達及成就，後來利瑪竇來到澳門後，宣教事工上才有很大的突破，這是天主教在澳門的歷史地位。而對更正教來說，澳門是「福音初至之地」，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地方。（待續）
本文乃黃鍾牧師於1999年8月在「基督教文化節」的專題演講內容，由冼錦光傳道根據錄音整理而成。
中國海盜─廣東海盜與澳門
英國人侵犯澳門事件剛告結束，珠江口海盜的猖獗活動又使廣東政府感到莫大困擾。
珠江口海盜大致興起於18世紀上半葉，即雍正末年左右。當時有鄭連福、鄭連昌兄弟二人，其先人鄭建原是鄭成功的部將，因在戰爭中與主力部隊失散，未能跟隨鄭成功撤走台灣，遂率領餘部從福建輾轉而入廣東廣州灣定居，當漁民和樵夫。1671年鄭建死後，他的一些子孫開始移居新安，並在那裏加入海盜團夥。鄭連福（1706－1761）和鄭連昌（1712一1775）是鄭建的曾孫，他們是著名海盜。前者據香港大嶼山為基地，後者則盤踞鯉魚門北岸一帶的山嶺。鄭連昌死後，其子鄭一聯絡附近一帶的海盜，於1805年建立海盜聯盟。鄭一是這個聯盟的首領，並兼任紅旗幫的幫主。另外，郭婆帶是黑旗幫幫主；鄔石二是藍旗幫幫主；此外，還有白旗幫、綠旗幫、黃旗幫等。實際上這6個幫是6支海盜艦隊，每支艦隊規模大小下等，大約分別擁有70－300艘下等的船隻。海盜總數達57萬人、800多條船。他們在海上劫掠來往商旅，脅迫沿岸居民繳納保護費，海盜船還經常闖入內河燒殺擄掠、洗劫村鎮，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特別是香山、東莞、新安、番禺等縣深受其害。因此珠江口海盜禍患已經成為廣東最突出的問題。
1807年鄭一出征越南，中途遭遇颱風，船被掀翻，而葬身魚腹。紅旗幫由其妻鄭一嫂繼承統率，（她本名石香姑，廣東花艇妓女出身，1801年成為鄭一的壓寨夫人。）另有一個得力幹將張保仔充當副手。張保仔本是新會江門漁民，15歲時，隨父出海捕魚，被鄭一所擄，收養為義子，從此過著海盜生活。張保仔聰明機警、勇敢善戰，深得鄭一夫婦賞識。鄭一死後，其妻石香姑改嫁給這個乾兒子，共同支撐海盜聯盟大旗，勢力日增，聲威日大。到1809年時，他們統領海盜已達7萬人，至少有18賊船。其武裝力量相當於1588年英國艦隊與西班牙“無敵艦隊”進行大海戰時，兩國船艦相加的兩倍。山他們兩人統領這6股海盜勢力橫行海上，對抗官軍。當局屢次調兵遺將前往圍剿，均告失敗。廣東提督孫全謀、總兵林發等都是他們的手下敗將，對他們的縱橫海上、肆意劫掠無可奈何。
當時這些海盜下僅人多勢眾，而且裝備精良。他們的海盜船船體堅固，經受得起長期海上航行以及狂風巨浪的折騰。大船船體兩旁配備大砲，還有抬槍、短刀、標槍和長矛等，有很強的戰鬥力。同時每艘大船均配備若干較小的快艇，每艇均有6－8門旋轉砲，與大船配合洗劫行旅客船，以及抗擊官軍。②
事實上，早在18世紀末，便有海盜在珠江口頻繁活動，對中外貿易商船的航行也造成極大威脅。
1797年5月9日，據澳葡理事官報告稱：有澳葡船往哥斯達貿易歸來，至老萬山附近遭遇兩艘海盜大船、數百盜匪的圍攻，葡船亦有槍砲，與盜匪交火打傷數人之後，利用船小靈活之便，逃回澳門。③
而進入19世紀初，海盜活動對澳葡商船的威脅更大了。
1805年，“查有夷人溫渡，由安南新置有椰華小夷船一隻，裝載檳椰、紅木、洋魚樹皮、米物來澳。6：5月初10日（6月7日）到老萬山外洋，被盜船圍劫擄去，船上夷人9名，民人4名。隨後放回民人2名，持盜匪字單，回澳說知船主索贖。”
海盜的字單是這樣寫的：
"溫渡：知爾有小船一隻，裝載檳榔、木、米等貨。要銀1500元、縐紗1疋、疋頭4疋、限15日到廣州灣贖水，過期不到，連人貨一去。－－鄭一哥快艇公先生單。”④
1805年澳葡從安南買回小船1隻，途中被海盜連人帶船擄去，10月13日，船主方濟各乘賊不備逃回澳門。③
1807年5月6日，海盜船襲擊澳門，與澳葡艦隊發生一場慘烈的激戰。雖然把海盜趕跑了，但雙方傷亡很大。
1809年9月5日，海盜兵臨澳門，海盜在此扣留了暹羅使團朝貢使團的3艘大帆船，並將5艘美國船驅趕到澳蔔大砲射程之內的安全地點。他們還劫持了帚汶總督的一艘雙桅帆船。海盜殺死了大部分船員，逼迫末殺的船員訓練海盜使用歐洲盜船還拖著這條船在澳門海面來回游弋炫耀。激怒澳葡派艦隊迎戰，但又被海盜殺敗逃回澳門。後來，由於海面突然颳起了強颱風，被擄的葡船趁海盜們忙亂之時，砍斷拖船纜繩逃脫。
1809年9月15日，葡艦2艘在黃埔遭遇張保仔的紅旗和黑旗分艦隊，發生激戰。葡艦雖然擊退海盜，但兩船也遍體鱗傷。⑥
海盜危及澳葡貿易安全，澳葡為自身利益計，迫切要求中國剿滅海盜。早在1797年，澳葡理事宮即在一封致中國官員的公函中，指出：“仰此強寇，每於於夏秋洋船回帆之時，商船來往之際，蜂屯蟻聚，攔截劫掠，實為心腹大患。且夷等棲居澳工，無田可耕，唯赴洋貿易以資生活。此等海寇下除，商船遭殃，將見坐困待斃。為此通知老爺，轉詳大憲飭兵擒拿，俾得商船便於往來貿易沾恩。”（摘自澳門簡史，第一七一至一七四頁，黃鴻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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