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篇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開展時期─1842年至1860年
1.太平天國簡史
2.鴉片戰爭簡史
3.鴉片戰爭後的上海─簡述上海近代史
4.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談判者─丁韙良
5.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
6.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7.望廈條約簡介
8.第一次鴉片戰爭─鎮江戰役
9.南京條約
10.圓明園
11.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
12.中山大學附屬第二分院─前廣東博濟醫院
13.廣東十三行
14.廣東沙面
15.梁發─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
16.嶺南大學與基督教之關係
17.上海早期宣教活動─翻譯聖經
18.基督教出版業
太平天國簡史
洪秀全（1814-1864）是廣東省花縣的客家人，年少時讀過幾年私塾，頗有才氣。1837年，洪秀全參加科舉考試失敗後，得到一本叫做「勸世良言」的小冊，這是中國人梁發，節引聖經解說教義所成。一連數次科場失意，使洪秀全在憤恨之餘，萌生了反清的異志，現又得到了一些宗教觀念，認為大可利用，於是在1843年創立「拜立帝會」，對推翻清朝統治的運動，起了重要的宣傳和組織作用。他先後撰寫了「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以及「原道覺世訓」等著作，為太平天國的起義，作好了思想輿論準備。經數年努力，洪秀全在傑出的領袖馮雲山的幫助下迅速發展，為金田起義奠定了基礎。
1851年，拜上帝會號召各地的會員，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事。他們在洪秀全生日1月11日那天，正式宣佈起義反清，建國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1853年3月，太平軍攻進南京，正式建都南京，改稱「天京」。太平天國初期的統治非常良好，軍隊有組織、有紀律。他們在經濟上推行公有共用政策，收入全歸「聖庫」。是年冬，洪秀全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提出改變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會的措施。其內容表現了農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決土地問題的強烈願望。綱領內容的完備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國革命達到了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境界。他們造成一股龐大的聲勢，大大震動了北京的清廷。
1859年頒布了洪秀全為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寫的「資政新篇」一書。這是後期太平天國的重要政綱，說明他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較同時代的地主統治階級思想開明，眼界開闊。
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能成為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是與他的巨大貢獻分不開的。乃至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願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見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圖為洪秀全）
小刀會簡介
小刀會原有兩個不同來源的流派，本來以安徽、江蘇為主，後來聲威傳播至福建、台灣，兩地也因而有了會眾。乾隆7年(西元1742)官方文件已提及福建小刀會活動記錄。當年12月17日，臺灣總兵官何勉已在上呈咨文中提到：「漳浦縣殺死知縣一案，子龍小刀會內即有兵丁連結，此則干犯法紀尤甚者。」當時永瑢等人議覆小刀會滋事原因時，也說：「查臺灣一府，地居海中，番民雜處，是以多設兵丁，以資彈壓，乃兵丁等反結夥肆橫，凌辱民人，強買強賣，打毀房屋，甚至放鎗凶鬥，以玫該處居民，畏其強暴，相約結會，各小刀，計圖抵制，是十餘年來，小刀會之舉，皆係兵丁激成。」可見臺、閩小刀會所以創立，實因清代吏治廢弛，居民因而成立以對抗侵削。
起初與反清復明並無關係。到了道光30年（西元1850），由福建華僑陳慶真按照天地會的組織形式，在廈門正式創建，成為天地會的一個支派。福建小刀會傳到上海以後，會首劉麗川在咸豐3年（太平天國3年，西元1853年），於上海響應太平天國，發動了小刀會眾佔領了上海城，並根據「反清復明」 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國」，自任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
鴉片戰後五口通商對福音的影響
上海初期的傳教事業
鴉片戰後，因南京條約與望廈條約的簽訂，傳教士有了進入五口通商、居住的自由。1843年，英國倫敦宣教會，派遣麥都思、賓威廉到上海傳教。1845年和1847年，美國聖公會和公理會，也分別派遣了傳教士文惠廉，以及裨治文到上海。當時中國共有三十六個新興宗派，幾乎每個宗派都派遣傳教士到上海傳教，每個宗派也都有傳教的權利，這是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基督教為了擴大其傳教事業，每個宗派也都有傳教的權利，這是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基督教為了擴大其傳教事業，多半創建學校、翻譯西書、出版書報並從事一些慈善活動。爾後，基督教教堂也陸陸續續在上海出現。1869年落成的聖三一堂，是目前上海最老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在上海傳播，使上海成為中國傳教中心。上海，一方面成為宗教浸染最深的地區，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思想最早、也是最多的城市。當時教會創辦的各種教育、科學機關，現在都仍在為上海的騰飛散發著炫麗的光彩。
基督教出版業的影響
1843年，來自英國倫敦宣教會的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城東門外租賃住房，並將自己在印尼雅加達的印刷所遷來，初設於上海城老北門外的大境閣，後搬至洋涇濱以北的山東路，即為後來耳熟能詳的「山東路麥家圈」。由於該印刷所已從事出版業務二十年餘，為當時傳教士出版基地之一，故此該所的規模、設備在當時均屬一流。該所的英文名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中文名稱為「墨海書館」。（圖為美華書館）
後至1860年，「美華書館」遷址上海，由美國的長老會傳教士姜別利。姜別利在近代中文出版史上有出色的成就與貢獻，如發明電鍍中文字模，並以此法制成一至七號美華字，俗稱「宋字」。美華書館還大量製造並出售這種字模及鉛字，使其成為以後數十年裏，書局與報館間最通用的字模和鉛字。出版史學者認為，其電鍍法「在造華文鉛活字上可說是一次革命」。姜別利還創用了一種方面排字檢字工作的元寶式字架，使排字工人取字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三倍。因著其在出版業的貢獻，可見於其教會同道致姜別利的追悼詞中：「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在中國或日本所發行的任何一本聖經、基督教書籍或科學籍，都帶有姜別利先生的印記。」美華書館為近代中國出版界培養了整整一代人才，如1897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者，均多在美華書館工作多年。
上海另一個頗具影響的出版機構，為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學會。該機構的成員都是來華的英、美傳教士，主要是出版內外學校通用的教科書。1890年，該書會已出版並審定合乎學校使用的書籍共98種。除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編寫，廣為人知的「格物致知」和「格物圖說」外，益智學會也出版了進代中國第一步西方心理學著作「心靈學」，以及近代中國最早翻譯的英國專史「大英國志」。
1887年11月，始終視上海為傳教士大本營的英、美教會機構及有關人士，由曾經擔任益智書會秘書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發起，宣告成立了旨在編譯出版書刊以介紹西方文化的又一所教會出版機構─上海同文書會，其英文名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該書會易名為「廣學會」，在戊戌維新變法前後響震一時。1890年韋廉臣病逝，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接任，將廣學會帶入了鼎盛時期。直至1911年，這個在近代名頭響亮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共出版了461種書籍，並發行了在晚清社會中影響甚鉅的「萬國公報」。（圖為廣學會所在）
中文聖經翻譯工作
明清以降，大批傳教士來華，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熱心譯經工作，貢獻良多，影響頗大。最早的可信譯本，是聖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其後有利瑪竇神父的「祖傳天主十誡」，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陽瑪諾的四福音的「聖經直解」，賀清泰教士的「古新聖經」等。其中「巴設譯本」，更可能成為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翻譯工作更是活躍。馬禮遜的「神聖天書」，完整的將「聖經」翻譯成漢語。此時期的聖經譯本，尚有麥都思與郭實臘合修的「新、舊遺詔聖書」。其中，新約的翻譯多由麥都思負責，其實是修訂馬禮遜、米憐的譯本。郭士獵後來又將新約譯本修改出版，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並於1840年出版。本書為太平天國所翻印，不過甚多修改，據說洪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聖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開放五口。英、美各傳教機構於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個委員會，修訂已有的中文「聖經」譯本，由各地傳教士分五組譯出新約初稿，交代表委員會審閱。審稿工作從1847年開始到1850年完成。但對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臘文Theos一詞的譯名究應稱「上帝」還是「神」，各方意見不一。英國聖經公會主張採用「上帝」，美國聖經公會支援採用「神」。故1853年出版的「新約聖經」，分為「神」及「上帝」兩種版本。
由於意見分歧，委員會陷於分裂，後分成兩個團體各自工作。一個團體由麥都思、施敦力和理雅各組成，於1853年完成舊約譯稿，並與1855年代表委員會譯本「新約聖經」合訂在上海出版，稱為「聖經全書」，人稱「上帝」版。另外一面，裨治文和克陛存，因為不贊成委員會所採用之文言文體和「上帝」譯名，兩人另行翻譯新舊約全書，相繼於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給上海華美聖經會1863年出版為古漢語「神」版，亦稱裨治文譯本。以上均為文言文譯本，當時稱「文理」譯本，或「深文理」譯本。
1890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大會議決定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以求減少版本過多而造成的譯文混亂現象，務求做到文筆流暢而又忠於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個「聖經」重譯委員會，分別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版本：文理、淺文理，以及國語（或官話）。全部翻譯歷時27年，其中以「國語和合譯本」最受歡迎，成為今日絕大多數教會採用的標準譯本。(圖為和合譯本委員會)
國語譯本從動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善一人。富善在中國傳道前後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譯經工作上。新約重譯工作在狄考文支援下進行，於1907年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約。該譯本譯文準確，但文字不夠流暢，此後又屢經修訂，至「聖經全書」出版時，與初版相比，改動甚多。舊約重譯工作在富善支援下進行，並議定五點譯經原則，如譯文必須切合原文，必須是通用的白話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於上口誦讀等。舊約譯成歷時13載，於1919年初與新約合訂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有「神」和「上帝」兩種版本。該版本逐漸取代了「聖經」的其他中譯本，在漢族教徒中廣泛傳誦，也為中國教會普遍接受。這也是外國傳教士在華集體翻譯的最後一版中文「聖經」。
「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就是要「堅持文字上的準確」，但由於譯經原則改變，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重視意義上的準確」。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經過了多次的修訂，使其譯文更清楚、優美。「和合本」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更適合大眾閱讀的譯本，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成為主流，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圖為從事漢語聖經修訂工作的傳教士，左3為富善）
鴉片戰爭簡史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開始把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到了十九世紀，鴉片輸入額逐年增多。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抵銷英中貿易方面的入超現象，大力發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易，以達到開闢中國市場的目的。十九世紀初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英國資產階級從這項可恥的貿易中大發橫財。由於鴉片輸入猛增，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並使吸食鴉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如不採取制止措施，將要造成國家財源枯竭和軍隊瓦解。於是，清政府決定嚴禁鴉片入口。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
1839年3月，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通知外國商人在三天內將所存鴉片煙土全部繳出，聽候處理。林則徐克服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不法煙商的阻撓、破壞，共繳獲各國(主要是英國)商人煙土237萬多斤，從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
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措施，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鴉片利益集團，立即掀起一片侵華戰爭叫囂。英國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國出兵的決定。1840年6月，侵華英軍總司令懿律率艦隻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陸續到達中國南海海面。6月28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正式開始。7月初，英軍侵佔浙江定海，8月初到達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道光皇帝害怕了，連忙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年底，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侵略者談判。英軍卻於1841年1月7日突然在穿鼻洋發動進攻，攻陷沙角、大角炮臺。1月中旬，琦善被迫答允英國全權代表義律提出的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開放廣州等條件。琦善私允英軍條件，違背了清廷的指示精神，後來受到嚴懲。但在26日，英軍卻不待中國政府同意就佔領香港。清政府得知沙角、大角炮臺失守後立即對英宣戰。2月下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水師提督、愛國將領關天培與守軍數百人壯烈犧牲。5月，英軍逼近廣州城外，清軍全部退入城內。下旬，新任靖逆將軍奕山向英軍乞和，與英國訂立了可恥的城下之盟——《廣州和約》，規定由清朝方面向英軍交出廣州贖城費600萬元。
英國政府不滿足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增調援軍，擴大侵華戰爭。1841年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艦自香港北犯，26日攻陷廈門。9月英軍侵犯臺灣。10月攻陷定海、鎮海、寧波。1842年5月，英軍繼續北犯，6月攻陷長江口的吳淞炮臺，寶山、上海相繼失陷。接著，英軍溯江西上，8月5日到達江甯(南京)江面。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命令盛京將軍耆英趕到南京，於29日與璞鼎查在英國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此結束。（圖為南京條約）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開始經受更加深重的苦難，中國人民面臨著更為複雜曲折的鬥爭。
二、第二次鴉片戰爭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他們越來越不滿足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掠奪到的權益，要求在《南京條約》的基礎上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兩次以幫助鎮壓了太平天國為藉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國全境開放、鴉片貿易合法化等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隨後，英法兩國即策劃了一場新的侵華戰爭，以武力來達到其罪惡的目的。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法國以1856年2月法國神父馬賴在廣西西林從事非法活動被殺事件作為侵華藉口。英國則急不可奈地製造了一個發動戰爭的藉口—亞羅號事件。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走私船，曾經在香港領過一張登記證，已經過期。1856年10月，中國水師在廣州附近登上亞羅號拘捕匪徒，遭到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的抗議。儘管兩廣總督葉名琛同意交還在亞羅號上被捕的中國水手，英方卻不予理睬。10月下旬，英軍突然發動進攻，佔領廣州以南沿江各炮臺，並一度沖進廣州城內。由於力量不夠，1857年1月英軍從省河撤退，等待援軍。
1857年9月，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統率海陸軍來到香港。10月，法國全權代表葛羅也率兵到達。12月中旬，英法聯軍5000餘人發動了對廣州的進攻，29日佔領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廣東巡撫、廣州將軍等人投降敵人，在英法監視下組織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
1858年4月，英法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海面。5月20日，聯軍發動進攻，大沽炮臺在經過頑強抵抗後失陷。英法艦隊隨即溯白河(即海河)而上，到達天津。清政府慌作一團，立即派大學士桂良等趕往天津議和。在英法的威嚇下，桂良於6月下旬分別與英、法簽訂了可恥的賣國條約—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駐北京；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江甯(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中國海關雇用外人；外國傳教士入內地自由傳教；外國人往內地遊歷通商；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來往；中國給英國賠款銀400萬兩，法國200萬兩。在此以前，中俄、中美《天津條約》已先簽訂。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別任命普魯斯和布林布隆為駐華公使。6月中，英法公使率軍艦到達大沽口外，拒絕清政府從北塘登陸的指定，蠻橫地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換約。6月25日，英法軍艦向大沽炮臺發動進攻。經過整頓的大沽守軍奮起反擊，擊沈擊傷英法兵艦十餘艘，斃傷侵略軍四、五百名。英法聯軍狼狽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權代表額爾金和葛羅率大批軍隊再度開到中國。5月下旬，英軍佔領大連灣。6月初，法軍占煙臺，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21日陷大沽炮臺，24日佔領天津。清軍退守張家灣、通州(今通縣)一線。9月9日，聯軍向通州推進，21日在通州八裏橋打敗清軍。次日，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10月初，聯軍佔領圓明園，在恣意搶劫破壞之後，又放火焚燒，一座世界上最瑰麗多姿的宮苑傑作就這樣毀于英法侵略軍之手。13日，北京留守當局向英、法投降，交出安定門，聯軍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親王奕訢與英、法代表先後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至此結束。《北京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地方給英國；發還天主教資產；對英、法賠款增加到800萬兩。（圖為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燒毀後之圓明園）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國侵略者屈服，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陷得更深了。但是，廣大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他們在英法聯軍所到之處，奮起進行保衛祖國的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鴉片戰爭後的上海─簡述上海近代史
一、簡述上海近代史
鴉片戰爭失敗後，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指令投降派蓍英和伊裏布同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第三款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清道光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接著，英國又以「理定善後事宜」為藉口，於l843年l0月8日又同清政府簽訂了《虎門條約》。條約第九款規定：「在萬年和約(指《南京條約》)內言明，允許英人攜帶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擬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和基地，系准英國人租賃。」同年l1月8日，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到任。他根據《虎門條約》向上海道台官慕久要求劃出一塊土地作居留地，專供英國僑民使用。宮慕久居然以為華洋分居能避免糾紛，默許巴富爾的要求。據此，巴富爾在11月l4日發出通告，宣佈上海於1843年ll月l7日正式開埠。
在上海被迫開埠後的一百多年裏，帝國主義列強紛紛侵入上海。他們在上海競相設立租界。先是英國於1845年在上海建立租界繼而美、法也分別於l848--1849年在上海建立租界；後來英、美租界合稱為「公共租界」。整整一個多世紀。上海成了外國侵略者「冒險家的樂園」。
1853年，上海「小刀會」響應太平天國革命。舉行武裝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清政府封建王朝。占領上海城。堅持鬥爭十八個月。在19l9年的“五四”運動中。上海工人、學生和各界人士舉行全市性罷工、罷課、罷市鬥爭。充分顯示了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奉軍進人上海，當時的北京政府將上海改為淞滬市。1927年3月29日上海臨時特別市政府成立。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別市改稱上海市。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
二、基督教在上海的傳播
新教（基督教）之傳入上海，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的1843年，那時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瓣魏林被派至上海。1845年和1847年，美國聖公會和公理會分別派傳教士文惠廉和裨治文到上海。他們都是英、美最早派到上海傳教的教士。新教的宗派很多，在中國共有三十六個宗派，幾乎每個宗派都派遣傳教土到上海，分別傳教。每個宗派都有傳教的權利，這是新教與天主教的一大不同點。 新教為了擴大自身在上海的影響，首先也是通過開辦學校、翻譯西書、出版書報和從事一些慈善活動來輔助傳教的。不久，基督教教堂也陸陸續續地在上海出現。1869年落成的聖三一堂，是目前上海最老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在上海傳播，使上海成為中國傳教中心。 上海，一方面成為宗教浸染最深的地區，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思想最早、也是最多的城市。當時教會創辦的各種教育、科學機關，現在都仍在為上海的騰飛散發著炫麗的光彩。
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談判者─丁韙良
一、生平簡介
丁韙良是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的兒子。這位牧師當時在美國一個邊遠的地區作開拓教會的工作。一八五○年，丁韙良受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認命作宣教士，前來中國。最初他在寧波工作十年之久。寧波是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個通商港口之一，在寧波期間，丁韙良除了傳教活動之外，又參與了中國歷史上的兩件重要事件；第一，他公開表示同情太平天國，並為支持這個農民革命，向美國政府寫了幾封信；第二，他加入了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年兩次的美國外交活動，分別訂立了《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
在上海短期住了一年以後，丁韙良於一八六三年搬到北京，除了幾次短期離開之外，一直到一九一六年他八十九歲死的那一年，都住在北京。在北京期間，他作了一些宣教士工作，著作並翻譯了一些科學和法律的書，擔任同文館的館長，出版《北京雜誌》，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教務主任。他的工作很複雜，常在有關宗教、教育、法律、科學、政府、革新等等的工作上忙碌活動。
二、談判經過簡述
1853年，太平天國攻下南京，定為天津，丁韙良因認為太平天國將使中國人民放棄偶像崇拜的當地宗教，而成了太平天國的擁護者。他在兩封給美國公使顧盛的長信中，稱太平軍為一「超人權力機構，注定要得到一光榮革命的成功。」他的這些呼籲並未發生效果，但他也從未放棄他對待太平天國的看法。丁韙良在寧波工作十年後，於1860年二月返美，1862年再次回到北京，並已著手進行「萬國公法」一書的翻譯。
1858至1860年，丁氏以美國政府譯員身分參與外交工作，於兩次英法聯軍中交涉。在英法聯軍中，美居中調停清廷與英法兩國之糾紛，美使列威廉委任丁氏談判事宜。繼初次會晤後，衛三畏、丁韙良與清吏於海光寺進行細節談判，其中第二十九條「宗教容忍條款」一直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在丁韙良將該條款潤飾為「耶穌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欲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後，天津條約正式完成，也未傳教運動開啟了新頁。
第二次英法聯軍之譯，乃因換約而起。7月19日，丁氏由崇厚伴送進京，但因晉見皇帝叩頭跪拜之爭議，清廷撤銷談判，丁韙良在外交上的任務遂告結束。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歷史
葡萄牙人四百多前已來澳門居住。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開闢了從大西洋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洋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用武力佔領印度果阿，1511年又佔領東西方交通要衝馬六甲，壟斷了印度洋東西方貿易。葡萄牙人還成為最早侵略中國的西方殖民者。1517年葡萄牙艦隊入侵廣東，盤踞屯門，1521年被中國軍隊驅逐。1535年明朝政府將管理外貿的市舶提舉司遷到澳門，澳門從此開始成為開放的貿易港。1553年葡萄牙人用行賄和欺騙等手段獲准在澳門居住和貿易，1557年更是建屋築牆修炮臺非法佔據。萄牙人在這裡開展貿易，使這裡逐漸成為與中國及日本貿易的重要門戶，並開闢了前往珠江三角洲的通道。
1557年葡萄牙強佔澳門後天主教傳教士就接踵而來，1568年卡內羅來澳門擔任第一任主教。1576年羅馬教皇格裏哥利十三世下令在澳門設立東亞第一個教區，負責中國、日本等地區的傳教事務。1579年與1582年耶穌會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到澳門，先學習漢語，然後從澳門到廣東肇慶等地建造教堂傳教，開始了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教事業。1582年從澳門進入內地的利瑪竇繪製了《萬國輿圖》，是傳入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1569年傳教士在澳門設立醫院，用西醫西藥為人治病，這是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開始。1594年耶穌會士在澳門開設聖保祿修道院作為天主教在東亞傳教和培訓的總部。據西方學者統計1581－1740年間有483名耶穌會士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有些人如利瑪竇、湯若望等還進入了北京宮廷，對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1610年到澳門3年後進入內地的艾儒略編寫了《職方外紀》、《坤輿圖說》，進一步向中國人介紹世界地理知識。
16世紀前西方人對中國瞭解很少，主要資訊來自神話般的《馬可波羅遊記》和一些商人水手的傳聞。1535年澳門開埠後西方傳教士紛紛來到澳門，並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他們一方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傳教士到了澳門和中國各地後就向歐洲教會和親友寄回有關中國的信劄，除了彙報傳教業績外，還描述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當地的風土人情。如利瑪竇就寫了許多中國劄記。1613年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從澳門乘船回歐洲，在漫長的路途中把利瑪竇生前寫的中國劄記從義大利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加以整理編輯，1615年在德國出版《利瑪竇中國劄記》，並改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他還在歐洲各地巡迴演講，引起很大轟動。1645年在澳門擔任過耶穌會會長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出版了《中國通史》，也向歐洲人介紹中國歷史與文化。18世紀出版的《耶穌會士通信集》，其中16－26卷收集了不少在澳門或從澳門到中國內地的西方傳教士的中國信劄。
16－17世紀澳門的葡萄牙商人壟斷中國對外貿易幾乎達一個世紀之久，澳門成了葡萄牙歐亞國際貿易的重要中轉港。葡萄牙大帆船隊從里斯本啓航經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果阿，再經馬六甲海峽到澳門，又從澳門赴菲律賓馬尼拉或日本長崎。它用歐洲的銀元、毛織品、機械製品，印度的棉織品、東南亞的香料等商品在澳門換取或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藥材和瓷器，運回歐洲，或運到馬尼拉、長崎換取黃金、白銀。葡萄牙商人從中獲得鉅額利潤，也造成了澳門一度的經濟繁榮。
十七世紀起，澳門成為拓展絲綢、白銀和其他貨物貿易的荷蘭人屢攻的目標，葡荷雙方最慘烈亦是最後的戰役發生在1622年6月24四日。為紀念當年的戰役，這一日被定為澳門的「城市日」及公眾假期。
十九世紀，澳門成了英國商船進入中國的一個門戶，英國人以當時先進的蒸氣船壟斷了對華貿易。1842年，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利用了香港的優良港口大力發展，鄰近的澳門在商業地位上受到衝擊。1844年4月20日，澳門被葡萄牙認可為葡萄牙的海外省。嚴格來說，澳門從來不是殖民地。
1979年2月8日，中葡兩國簽署建交協議時擬出了有關澳門問題的第一個政治上可行的方案，同意在適當時候通過協商解決澳門問題。
1987年4月，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這份協議具有國際法效力，並存檔於聯合國。根據協議內容，中國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並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擁有本身的政府機關及法律，澳門現行的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及經濟制度將維持50年不變。
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一、林則徐生平
林則徐（1785∼1850）為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字元撫，又字少穆，晚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慶九年（1804）中舉。十六年中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二十五年起，先後外任浙江杭嘉湖道、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任上整頓鹽務、興辦河工、籌劃海運，採用勸平糶、禁囤積、放賑濟貧等措施救災撫民。後升任河東河道總督，親自實地查驗山東運河、河南黃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黃河由山東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十二年授江蘇巡撫。江蘇旱澇災情嚴重，他上奏曆陳民間困苦，堅請緩徵受災州縣漕賦；致力興修水利工程。為克服銀荒和利於貨幣流通，他反對一概禁用洋錢，提出自鑄銀幣的主張，為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先聲。
十七年，升任湖廣總督。是時鴉片已成為嚴重弊害，黃爵滋上疏主張以死罪嚴懲吸食者。林則徐提出六條禁煙方案，並率先在湖廣實施。八月，他上奏指出，歷年禁煙失敗在於不能嚴禁。九月應召進京，力陳禁煙的重要性和禁煙方略。十一月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十九年正月抵廣州。他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傳訊洋商，令外國煙販限期交出鴉片，並收繳英國躉船上的全部鴉片。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門海灘銷煙，20天中銷毀鴉片19179箱、2119袋，共計2376254斤。在此期間，林則徐注意瞭解外國情況，組織翻譯西文書報，供制定對策、辦理交涉參考。所譯資料，先後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澳門新聞紙》等，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林則徐大力整頓海防，積極備戰，購置外國大炮加強炮臺，搜集外國船炮圖樣準備仿製。他堅信民心可用，組織地方團練，在沿海招募水勇，操練教習。七月因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拒不交出殺害中國村民的英國水手，又不肯具結保證不再夾帶鴉片，他下令斷絕澳門英商接濟。義律訴諸武力，挑起九龍炮戰和穿鼻洋海戰。林則徐督師數敗英軍。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貿易。十九年十二月實授兩廣總督。鴉片戰爭開始後，英軍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驚恐求和，歸咎林則徐。九月被革職。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協辦海防。五月充軍伊犁。
他在伊犁協助辦理墾務，倡導水利，開闢屯田。又繪製邊疆地圖，建議兵農合一，警惕沙俄威脅。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陝甘總督，次年轉任陝西巡撫。二十七年升雲貴總督。曾先後平息、鎮壓西北西南民族衝突和人民起義，整頓雲南礦政。二十九年因病辭職歸籍。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為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農民起義，途中卒於潮州普寧縣（今廣東普寧北）行館。贈太子太傅，諡文忠。林則徐平生愛好詩詞書法，著有《雲左山房文鈔》、《雲左山房詩鈔》、《使滇吟草》等。所遺奏稿、公牘、日記、書劄等輯為《林則徐集》。
二、林則徐與基督教之接觸
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抵廣州就任欽差大臣，進行禁煙。林則徐赴虎門查緝鴉片之前，曾邀裨治文牧師赴廣州相見，林氏請裨牧師帶函義律，轉呈英女王，請求禁止種植罌粟。此函實屬中國官方首務呈函外國元首之創舉。裨治文牧師對林則徐的要求加以婉拒，但將此該信譯載於1839年5月之「中華叢報」。及至林則徐在虎門主持燒毀鴉片，亦邀裨治文牧師前往觀察。裨牧師對此次焚毀鴉片，有以下之感：「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嚴謹與忠誠的程度，實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無想世上可有比這個更見忠誠持行之任何事業。」
美伯駕醫師世界醫藥傳教之醫師，1835年租得廣州一屋開設博濟醫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醫院。林則徐到粵禁煙，因患疝氣病，曾託人請求博駕牧師醫理並痊癒，對伯駕亦表嘉許。
在林則徐幕中曾助翻譯之外人有亨特、伯駕二人。梁發之長子，裨治文之徒梁進德，亦為林倚賴甚多之譯員。麥都思曾論及梁進德，有云：「他英文已經研究得很好了，同時並不荒廢他的國文。他是一個沉靜、謹慎，和富於服務的青年。」迨至林則徐被撤職，調赴浙江，梁進德亦退居澳門翻譯新聞，未從琦善任事。
林則徐對西方事物之認識，有賴於基督教是出版書報之引介。西方教士們對於林氏力行禁煙固表支持，但對於林氏正義的人格，實更表推崇。
望廈條約簡介
一、望廈條約背景
在林則徐領導的廣州禁煙運動中，美國鴉片販子的利益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們于1839年5月聯合上書美國國會，要求美國政府與英、法、荷等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美國派加尼率東印度艦隊來中國沿海護僑，保護美國利益。而加尼卻在得知《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後，徑自致函兩廣總督祁填，要求最惠國待遇，未果。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泰勒于1842年12月咨會國會，要求派遣代表來華商談建立新的經濟關係。1843年5月，美國政府派顧聖為特使來華，其使命就是要求中方給予美國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條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顧聖到達澳門。6月18日，清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與顧聖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進行會談。在談判過程中，美方軟硬兼施，採用訛詐的手法，脅迫中方談判者。耆英屈服於壓力，抱著“一視同仁”的宗旨，接受了美方所擬定的條約草案。7月3日，雙方在望廈村正式簽訂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又稱《望廈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共34款，並附有海關稅則。主要內容為美國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與英國同等的權利。也就是說，英國通過鴉片戰爭獲得的特殊權益，除割地、賠款外，美國全部獲得，而且在許多方面危害中國更厲：1．協定關稅。條約規定：“倘中國日後欲將稅率變更，須與合眾衆國領事等官議允”，此為中國近代史上損害中國經濟甚重的“協定關稅”之始。2．擴大領事裁判權範圍。條約規定：中國國民與美國國民發生訴訟事件，美國國民由美國領事等官員捉拿審訊，按照美國法律與慣例處理；美國國民在中國與別國國民發生爭議，“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無權過問。由此，清朝對美國國民的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的司法權力全部喪失。3．侵犯中國的領海權。美國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國港口“巡查貿易”，清朝港口官員須“友好”接待。停泊在中國的美國商船，清朝無從統轄。4．規定了12年後可以“修約”的條款。此外，條約還同樣規定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如果中國日後給他國以某種優惠，美國應一體均沾。
中美《望廈條約》是比中英《南京條約》、 中英《虎門條約》及其附件更細緻更完備的不平等條約。它是加在中國身上的又一道更為沈重的枷鎖，並成為爾後中法《黃埔條約》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範本。
二、條約原文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望廈。
茲中華大清國、亞美理駕洲大合眾國欲堅定兩國誠實永遠友誼之條約及太平和好貿易之章程，以為兩國日後遵守成規，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部堂總理五口通商善後事宜辦理外國事務宗室耆；大合眾國大伯理璽天德特派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聖；各將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諭及欽奉全權之諭，公同較閱照驗，俱屬善當，因將議明各條款，臚列于左：
一、嗣後大清與大合眾國及兩國民人，無論在何地方，均應互相友愛，真誠和好，共保萬萬年太平無事。
二、合眾國來中國貿易之民人所納出口、入口貨物之稅餉，俱照現定例冊，不得多於各國。一切規費全行革除，如有海關胥役需索，中國照例治罪。倘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合眾國民人應一體均沾，用昭平允。
三、嗣後合眾國民人，俱淮其摯帶家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貿易，其五港口之船隻，裝載貨物，互相往來，俱聽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駛入別港，擅自遊弋，又不得與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違犯此條禁令者，應按現定條例，將船隻、貨物俱歸中國入官。
四、合眾國民人既准赴五港口貿易，應須各設領事等官管理本國民人事宜；中國地方官應加款接；遇有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須兩得其平。如地方官有欺藐該領事各官等情，准該領事等將委曲申訴中國大憲，秉公查辦；但該領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與中國官民動多抵牾。
五、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進口、出口之貨物外，其餘各項貨物，均准其由本國或別國販運進口售賣，並准其將中國貨物販運出口，赴本國或別國售賣，均照規定條約納餉，不得另有別項規費。
六、凡合眾國船隻赴五港口貿易者，均由領事等官查驗船牌，報明海關，按所載噸數輸納船鈔，計所載貨物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五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所有以前丈量及各項規費全行裁革。或有船隻進口，已在本港海關納完鈔銀，因貨未全銷，複載往別口轉售者，領事等官報明海關，於該船出口時，將鈔已納完之處在紅牌內注明，並行文別口海關查照，候該船進別口時，止納貨稅，不輸船鈔，以免重征。
七、凡合眾國民人，在各港口以本國三板等船附搭客商，運帶行李、書信及例不納稅之零星食物者，其船隻均不須輸納船鈔外，若載有貨物，即應按不及一百五十噸之數，每噸納銀一錢，若雇用內地艇只，不在按噸納鈔之例。
八、凡合眾國民人貿易船隻進口，准其自雇引水，赴關隘處所，報明帶進；候稅鈔全完，仍令引水隨時帶出。其雇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書手，雇用內地艇只，搬運貨物，附載客商，或添雇工匠、廝役、水手人等，均屬事所必需，例所不禁，應各聽其便，所有工價若干，由該商民等自行定議，或請各領事官酌辦，中國地方官勿庸經理。
九、合眾國貿易船隻到口，一經引水帶進，即由海關酌派妥役隨船管押，該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只隨同行走，均聽其便；其所需食用，由海關按日給銀，不得需索商船絲毫規費，違者計贓科罪。
十、合眾國商船進口，或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限二日之內，將船牌、貨單等件，呈遞本國領事等官存貯，該領事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方准領取牌照，開艙起貨。倘有未領牌照之先擅行起貨者，即罰洋銀五百大圓，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歸中國入官。或有商船進口，止起一分貨物者，按其所起一分之貨輸納稅餉，未起之貨均准其載往別口售賣。倘有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徵收稅餉、船鈔，均候到別口發售，再行照例輸納。倘進口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須輸納船鈔，仍由海關填發紅牌，知照別口，以免重征。
十一、合眾國商船販貨進口、出口，均將起貨、下貨日期呈報領事等官，由領事等官轉報海關，屆期派委官役，眼同該船主、貨主或代辦商人等，秉公將貨物驗明，以便按例徵稅。若內有估價定稅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辨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於即日內稟報領事官，俾得通知海關，會商酌奪。若稟報稽遲，即不為准理。
十二、合眾國各口領事官處，應由中國海關發給丈尺、秤碼各一副，以備丈量長短、權衡輕重之用，即照粵海關部頒之式蓋戳鐫字，五口一律，以免參差滋弊。
十三、合眾國商船進口後，於領牌起貨時，應即將船鈔交清。其進口貨物，于起貨時完稅，出口貨物，於下貨時完稅。統俟稅鈔全完，海關給發紅單，由領事官驗明，再行發還船牌，准該商船出口回國。其完納稅銀，由中國官設銀號代納，或以紋銀納餉，或以洋銀折交，均照規定章程辦理。其進口貨物由中國商人轉販內地者，經過各關，均照舊例納稅，不得另有加增。
十四、合眾國商船停泊口內，不准互相剝貨，倘有必須剝過別船者，由該商呈報領事官，報明海關，委員查驗明確，方准剝運，倘不票明候驗輒行剝連者，即將其剝運之貨一併歸。
第一次鴉片戰爭─鎮江戰役
一、鴉片戰爭簡史
英國人長久以來就有人主張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但是為了面子問題，表面上不便為了鴉片買賣而斷然出兵中國。西元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則徐在廣州禁煙，與英國商務監督義律為了具結一事爭執不下，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林維喜」事件：有一群英國水手，想要買酒卻買不到，心中鬱悶，怒氣難消，就打當地的老百姓出氣，有一叫林維喜的人，在混亂中被打死了。
林則徐要義律交出兇手，義律認為他有權審判中國領土內所有的英國人，對林則徐的要求一再置之不理，林則徐不得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他封鎖澳門，斷絕英國商人及眷屬的日用品供應，並撤走華人僱員和僕人。義律寫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特別誇大英國人在中國受到的暴力挾制，以至引食斷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派印度艦隊進攻中國。
中英戰事爆發後，中國的武器、軍隊都比不上英國，因此節節敗退。朝中大臣們責怪林則徐不應該禁煙，道光皇帝只好將林則徐革職。但是，戰爭仍然繼續進行，最後，清廷只好求和，在西元一八四二年八月簽定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是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清廷不但割讓了香港，還開放五口通商，賠款以謝罪，蒙受極大的損失。史學家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從此中國和以往大不相同，它的一舉一動都和西方勢力的入侵息息相關。
二、鎮江戰役簡史
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船艦攻陷吳淞口、上海，打開了長江的門戶。英軍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攻打漕運樞紐─鎮江，以截斷大運河。為集中兵力實現此一目標，英軍向上海市民勒索了五十萬元的「贖城費」後，於五月十五日退出上海，返回吳淞口，英國公使璞鼎查也從廣東趕到，以便親自指揮這決定性的一戰─鎮江之役。
英國政府為了保證英軍進犯長江、截斷大運河的計畫徹底實現，早在1841年就作出部署，命令英印政府將其海軍集中於新加坡，使其兵力「足以割斷中華帝國主要內陸交通線的一個據點（指鎮江）」，「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一個令人滿意的條約」。1842年5月中旬開始，來自東南亞的兵團與戰艇陸續抵華，在英軍攻陷吳淞口的當天，增援戰艦戴竇號（Dido）首先到達。七月初，援軍已全部與英軍艦隊會合。英軍趁長江汛期，派弗菜吉森號使入長江探測水路，留下北極星號在吳淞封鎖長江口後，便於7月6日闖進長江。
清政府對於英軍的進犯毫無預警，因清政府與當時沿海督統將軍們都一致以為英軍會循前次北犯情形，再犯天津，故忽略了其進犯長江的可能性。此外，兩江總督牛鑒難辭其咎。他不僅向清廷誇大英鑑由海入江的困難，又說：「逆夷行事，雖屬詭詐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並非爭城掠地。…」且斷言：「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嚇，臣是以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確有把握。」直至吳淞口失陷，英軍進犯長江在即，牛鑒逃往昆山後，仍向朝廷打包票，說什麼「江蘇各口，軍經臣會同撫臣，相機擇要分兵防禦，以無慮其竄入。」同時又報告了英軍已退出吳淞，「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的錯誤情報，致使清廷誤以為江蘇情勢稍緩，暫置增援計畫，而措施長江下游之防守時機。
英軍艦隊入長江之初，因沿江沙灘甚多，頗不順利。但因清廷缺乏防守，英鑑排除萬難，繼續延長江挺進。7月14日，英艦摧毀圖山關砲台；15至18日，英艦摩底士底號和布朗底號分別封鎖了大運河的北口和南口，實現了其截斷大運河的計畫。20日，英軍艦隊其及鎮江江面，準備攻城。
這時的鎮江城簡直一片混亂。兩江總督牛鑒令沿江各州不許開砲，以利益設法謀求向英軍妥協投降，造成鎮江鎮民慌亂遷避的局面。另外，前來增援的清軍這時也抵達鎮江，但因其鎮江城內駐防旗兵副統督海齡歧視前來增援的漢族綠營軍，又錯誤鎮壓城內百姓，致使軍民離心，大大削弱了禦敵的力量。
7月21日英軍兵分四旅，分別鎮江的東北、西北登陸。前來增援的參贊大臣齊慎以及湖北提督劉允孝畏縮避逃，其所駐防的彭山失守，使得鎮江成為一作外無援兵的孤城。城內的海齡及其部下旗兵，因抱著與城池共存亡的決心，頑固抵抗，戰況慘烈。激戰中，英軍上孝卓弗爾斃命，少校華陀、上尉辛普森、中尉卡岱均負傷。城樓、城垛內的滿軍無一人後退，連侵略者也承認，他們是「以極端堅決的態度，在我軍暴風雨般的槍彈攻擊下，守住通向防禦工事的旁門。」最後，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下，鎮江終於被英軍攻下。英軍因在攻城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為了對此報復，入城後大肆屠殺，使得「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市為之空。」浩劫之後，繁富的鎮江城成了一片焦土。(圖中英軍進犯鎮江後，大肆擄掠)
清廷在驚慌失措中確定徹底投降的方針，俯首接受英國所強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19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登上英國軍艦，在一片「女王萬歲」的歡呼聲中，簽下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歷時兩年多的鴉片戰爭，就以這可恥的條約劃下句點。(圖為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即中英《江寧條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英國侵略者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裡布與英國代表臻鼎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漢華麗」號（又譯作「臬華麗」或「康華麗」）上簽訂。
它宣告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馬克思指出：這個條約「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訂立的」。《南京條約》簽訂後，由於英國的要求，中英雙方在廣州和香港繼續商談，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關稅則）》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被稱為《虎門條約》，《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視為虎門條約中的一部分）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這二者的內容大部分是關於通商口岸貿易的具體章程。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項本來應該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自己決定的，現在卻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規定。這兩個條約包含著一些在南京條約沒有的重要內容。
通過《南京條約》及其補充條約，英國侵略者從中國獲取了許多特權，主要內容有：
一、強佔香港。英國早就想在中國沿海佔領島嶼一處。鴉片戰爭爆發前，查頓向帕麥斯頓獻策，認為可以占香港。香港擁有非常安全、廣闊的停泊港，給水充足，並且易於防守。《穿鼻草約》訂立不久，英國即已霸佔香港。《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將香港割讓英國，「任便立法治理。」從此，香港建立起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鉅款。中國賠償英國鴉片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廣州「贖城費」600萬元不包括在內），分4年付清。這筆鉅款，相當於那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約1/3。
三、五口通商。《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英國在五口有權駐領事等官員，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進行貿易的限制。從此，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門戶大開，資本主義商品洶湧而來。《虎門條約》還准許英國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後，外國侵略者利用這一點，恣意引伸，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直接管理的租界，並以租界為據點，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
四、控制關稅。所謂協定關稅，規定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從此，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只要英國不同意，中國就不能增減海關稅率。《五口通商章程》更規定「值百抽五」的低稅率，摧毀了關稅壁壘應起的保護作用，從而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
五、領事裁判權。《五口通商章程》規定，凡是英國人與中國人發生「交涉詞訟」，或在中國領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即領事官）照辦」，中國官員無權依據中國法律進行判處。這種「領事裁判權」制度，嚴重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開創了外國人在中國犯罪而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惡例。
六、片面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應該是締約國雙方的對等權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條約裡，卻只規定了締約外國能夠片面享受最惠國待遇。《虎門條約》規定：中國將來如「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就是說，以後不管中國給予其他國家任何特權，英國都應該同樣享受。後來，中美、中法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也都有同樣規定。這樣，各國侵略者利害相關，結成了共同侵華的夥伴關係。
鴉片問題在條約上雖然隻字未提，但實際上達成了允許免稅大量輸入的默契。對於曾經為英國鴉片貿易和軍事侵略效勞的一小撮民族敗類，《南京條約》規定，中國政府必須「謄錄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監禁，也必須「加恩釋放」。這樣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國內政，而且保護和豢養了一批賣國求榮的外國代理人。《南京條約》為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打開了大門，從此各國侵略者接踵而至。
中英《南京條約》的訂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後，美國迅速派遣大鴉片販子家族出身的顧盛為專使，率艦隊於1844年2月到達澳門。盛既以「面見皇帝」相要挾，又以武力威嚇，脅迫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於7月3日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廈條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不僅獲得了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搜取的一切特權，而且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由英國的所謂「秉公議定」到須經美國領事官「議允」，規定美國兵船可以任意闖入中國沿海各港口「巡查貿易」，以及允許美國在五口建立教堂、醫院等。條約的最末一款，還規定12年後修約，為日後向中國勒索新的侵略特權，預埋了伏筆。《望廈條約》的這些條款，是對《南京條約》的擴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望廈條約》訂立後，顧盛趾高氣揚地報告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感謝英國，因為它訂立了《南京條約》，開放了中國門戶。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也必須感謝美國，因為它把這門戶開放得更寬闊了。
《望廈條約》訂立後，法國也派艦隊到東方來，強迫清政府於1844年10月簽訂《黃埔條約》，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約的全部特權外，又特別規定了天主教的傳教特權，中國不能「觸犯毀壞」教堂等條款。不久，又強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來的天主教禁令。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士、丹麥等，也紛至遝來，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權益。清政府抱定「一視同仁」的政策，統統給予滿足。1849年，葡萄牙趕走中國在澳門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強佔了澳門。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訂立，使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圓明園
一、建造歷史及背景
圓明園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基本建成。此後的嘉慶、道光、咸豐三代屢有修繕擴建，歷時150多年。人們習慣上所稱的圓明園，實際上是圓明、長春。綺春（後改名“萬春”）三園的總稱，占地總面積達350公頃，平面佈局呈倒置的品字形，週邊周長約10公里。
『圓明園』為康熙皇帝所命名。為什麼稱之為『圓明園』呢？這一名稱的由來，可以從雍正皇帝一段話中得到答案：『圓明園意旨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以園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這裡的『圓』是周全之意，指個人的品德完美無缺，像太陽和十五的月亮，日月普照，恩澤萬物，是由君主治世治國的最高境界。『明』指明達、明智，意為君王的品德修養和聰明才智都超乎常人，達到了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圓明』二字是康熙對子孫們的勉勵、教誨和希望，也是帝王的自我標榜，寓意十分深刻。(圖為圓明園全盛時期鳥瞰)
二、萬園之園─圓明園
圓明園內勝景無數，美不勝收，故有『萬園之園』的美譽。圓明園內到底有多少景點呢？據統計，圓明園、萬春園、長春園等圓明三園總共有一百多景，其中圓明園有四十景，後來又增加八景，合計四十八景；萬春園有三十景；長春園大致也有三十景。
圓明園彙集了當時江南若干名園勝景的特點，融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精華，以園中之園的藝術手法，將詩情畫意融化於千變萬化的景象之中。圓明園的南部爲朝廷區，是皇帝處理公務之所。其餘地區則分佈著40個景區，其中有50多處景點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園勝景，如杭州西湖十景，不僅模仿建築，連名字也照搬過來，如“平湖秋月”、“蘇堤春曉”、“三潭印月”、“曲院風荷”等，都來自於杭州的西湖十景。還有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廬山的“西峰秀色”、仿獅子林的”疊石迷宮”、仿瞻園的“茹園”、仿孤山放鶴亭的“招鶴蹬”等等，彙集了無數天下勝景和名園的精華。長春園海晏堂銅板畫，堂前有郎世寧設計的十二生肖噴泉裝置。
長春園的北端，原建有一組園林化的歐洲式宮苑，宮苑中有駐華耶穌會教士郎世寧所設計的大水法，為圓明園文物的極品。大水法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十二生肖抱石溫泉，郎氏以獸頭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時，每座銅像輪流噴水，蔚為奇觀。宮苑以大量精雕石材建築而成，主要景區裝置了多種形式的水地和機關噴泉。園路鋪飾、綠籬修剪，以及圍牆、石雕、銅像等都具有西方特色，但樓頂卻蓋上了中國特有的琉璃瓦，牆壁上鑲嵌著琉璃磚，同時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疊石技術和磚雕工藝。這在當時，可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處兼有東西方風格的園林建築群，因而被西方譽爲“萬園之園”。
圓明園的造景題材包羅萬象，從政治說教到儒學經典，從宗教祈求到民間百態，天上人間，應有盡有。在著名的『四十景』中，有取材於唐代李白『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詩意的『夾鏡鳴琴』；有再現東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描述的世外桃源的『武陵春色』；有融彙晚唐詩人杜牧《清明》詩意成景的『杏花春館』；還有表現北宋范仲淹《嶽陽樓記》所描述的洞庭湖嶽陽樓氣勢的『上下天光』……『蓬島瑤台』仿唐代畫家李思訓首創的金碧山水畫意，仿佛『金堂五所，玉樓十二』；長春園『海嶽開襟』，則水中石砌漢白玉圓臺之上，三重簷琉璃瓦層樓橫空而起，遠望縹渺如海市蜃樓，近臨恍若仙界。其他還有『北遠山村』，取意王維田家詩，寓意重農；『坐石臨流』溯源紹興蘭亭，追求風雅；『買賣街』嘈雜全如鬧市；而『月地雲居』梵唄聲聲，又宛然清淨佛土。種種奇觀勝景，不一而足。
圓明園中花木繁茂，依景象四季相交替創造出不同的環境氣氛，以植物著稱而成景的有『牡丹台』、『桃花塢』、『君子軒』、『深柳讀書堂』等多處，江南的梅花、西洋的含羞草也在園中培植生根。在繁茂的綠蔭花海中，更飼養無數珍禽，白猿、糜鹿、仙鶴、孔雀、天鵝乃至池中的五色金鯉，無不是園景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時的圓明園，可以稱得上是一座規模可觀的皇家動物園和植物園。
可以說，圓明園凝聚了無數能工巧匠的聰明才智，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優秀造園傳統，融彙南北園林藝術精華，在如晝的山水環境中締構宮室台榭，體現了中國人文山水的崇高美學境界，在世界園林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法國大文豪雨果將之比作東方藝術的代表，稱之為：『彙集了一個民族的幾乎是超人類想像力所創作的全部成果』，『不但是一個絕無僅有、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之崇高典範。』
三、火燒圓明園
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以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國藉口亞羅船事件，派軍進攻廣州，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八年六月，清政府被迫簽訂天津條約，次年六月，英法兩國藉口護送公使赴北京換約，以軍艦進攻大沽口砲台，被守軍擊退。咸豐十年英法集結兩萬兵力捲土重來，趁著清政府遵照天津條約撤防北塘之際，攻陷大沽口，沿白河長驅直入，清軍潰敗，京師震驚，咸豐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清政府派恭親王奕訢去通州議和，由於英法方面所提條件過苛，和談破裂，當場逮捕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
英法聯軍聞知此事，遂自通州直趨北京西北郊，以圓明園做為進攻的目標。十月六日傍晚，法軍先到，攻佔圓明園，管園大臣文豐投福海而死，當晚法軍就開始搶劫。次日，英軍緊跟著到來，兩軍統帥在園內巡視一遍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分贓的談判。英軍司令格蘭特和法軍司令孟托邦商量後，決定選其中最精美最有價值的一小部分獻給英國女王和法國皇帝拿破侖二世，剩餘部分作為士兵們的獎品。
十月十七日英法聯軍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軍隊發狂般衝向圓明園大搶特搶。據英軍書記官斯文候(RobertSwinhoe)記載當時搶掠的情形：
每個人都是腰囊累累，滿載而歸，這時全園秩序最亂，法國兵營駐紮園前，人手持木棒，遇有珍貴可攜者，則攫而爭奪；遇有珍貴不可攜的如銅器、瓷器、楠木等物，則以棒擊毀，必至粉碎而後快。
法國軍官赫理遜(D，Herisson)於目擊搶劫現場後，留下搶劫者的貪婪面貌：
有互撞而相爭者，有將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復起者，有矢誓，有詈罵者，有大聲嘶喊者……猶之蟻穴為足所蹴，群蟻各銜米粒蟲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軍士至有以首探入紅漆衣箱，或臥於織金繡緞內搜尋珍物者，或有項懸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時鐘者，或以斧剪取箱籠所嵌寶石者……
一番狂風暴雨似的搶劫之後，在軍隊駐紮的營帳裡，到處堆滿金銀、珠寶、鐘錶、織錦、綢緞、琺瑯、瓷器以及各種珍貴的工藝品，耀眼奪目。搶劫得來的大量贓物，有的在現場拍賣，有的被士兵與軍官帶出國外，有的則作為禮品獻給英國國王與法國皇帝。至今英法博物館內收藏的中國文物中，有不少是自圓明園掠奪而來的。
1860年10月18曰，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慘痛的日子。在這一天，為了掩蓋他們的罪惡，英法侵略者放火燒毀了圓明園。清晨，英法聯軍的騎兵帶著大量引火材料，迅速包圍了圓明園，他們分別從圓明園南門、綺春園南門和長春園東門進入各個建築景群，然後砍伐花木，砸碎遊船，把它們堆放在各個樓堂殿閣內點起火來。
這一把罪惡之火，一直燃燒了三天三夜，萬園之園圓明圍成為一片瓦礫，圓明園內的無數珍寶慘遭搶掠。這是中國的一大悲劇，中國人民心頭永遠的痛，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悲劇，在人類文化史上造成了無法估計的損失。英、法兩國不僅毀滅了世上獨一無二的名園，而且搶走中國歷代所珍藏的歷史文物。如：晉朝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被英人搶去，現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沈源、唐岱所畫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被法人搶去，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還燒掉圓明園內最大藏書樓文源閣以及無以計數的金銀財寶。此一對中國文物的破壞，為近代歷史上所罕見。三天三夜的大火，使圓明園成了一座廢墟，蕩然無存…。
法國大文豪雨果在致巴特雷上校的信中，以憤怒的筆論到此事：
『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圓明園。一個搶了東西。一個放了火，勝利者把口袋裝滿，他們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歐洲，這就是兩個強盜的歷史……在歷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英吉利，一個叫法蘭西。這是侵略者對世界文明的摧殘。』
醫療宣教的先驅—伯駕
國父孫中山在獻身革命事業之前，曾有意行醫濟世。他的正式醫學教育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完成的，不過在這之前，他曾經先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中就讀過一段時間，這可以算是他接觸醫學教育的開始。當國父在一八八六年秋天進入這所醫校時，博濟醫院的創辦人伯駕 (Peter Parker,1804-88)已是八二高齡的老人，住在美京華盛頓，一面忍受年老的體能衰退之苦，一面回味壯年時在中國那段忙於行醫、傳道的日子。
一、在耶魯的準備
伯駕於一八○四年(清嘉慶九牛)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原來應該有兩個哥哥，不幸都在嬰兒期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單純，總是在農場、教室與禮拜堂三者之間打轉。一家人在父母親的以身作則下，過看敬虔、勤勞的生活。
由於他是家中僅存的唯一兒子，必須幫忙農場上的操作，所以對學校的功課較為疏忽，升學的年齡也稍受耽誤。當他拖到二十三歲才升入阿美士德學院(Amherst College)時，竟是全校中最年長的一個學生。在這所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學院中讀了三年以後，他轉入了學術水準較高的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學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時間部可獲得學士學位。
在耶魯的這一年裏，伯駕最關心的不是學術的研究，而是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的句子，經常在他的日記中出現。
也就是在這一年(一八三○年)，他開始考慮到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第二年的四月間，有一位熱心推動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到耶魯主持一連串的聚會，終於促成了伯駕的最後決定。由於安路福隸屬於全美最早的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駕也將申請書送到那裏去。
美部會接納了他，同時建議他再回耶魯去深造，接受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最後為了趕上一艘願意免費帶他到中國來的船，伯駕將四年的醫學課程在三年裹加緊完成，於一八三四年三月通過考試，六月啟程，十月抵達廣州。
二、創辦「博濟醫院」
伯駕是第一個來華的醫療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創辦的「博濟醫院」則是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這所醫院最初座落在廣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區中，規模不小，候診室可以容納二百多人，病房可以容納四十多人。
開院後不過十七天，病歷表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多張，這裏面還包括了幾位衙門的官員在內，可見伯駕的醫術很快就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
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以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還就是淵源自伯駕在博濟醫院的這套設計呢！
伯駕的專長本為眼科，所以一開始只看眼科的病，後來應病人的再三要求，也開始為他們看其他的病，從麻瘋病、象皮病到疝氣、腫瘤，無所不看，終於成了一個「全科大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一八三六年)，二、割除結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與氯仿麻醉(一八四八年)。
此外伯駕也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號病人就是一個嚴重的腫瘤患者，從右太陽穴一直向下長到右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住了，結果伯駕為這小女孩施行手術，割下了這顆重達一又四分之一磅重的腫瘤，挽回了她的性命。
總計伯駕在華大約二十年的行醫時期中，他一共看過五萬三千多個病人。這裏面從兩廣總督耆英到混身長瘡的乞丐，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許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發傳，輔僑出版社，第八八頁。)後來梁發常到博濟醫院來與病人談道，為伯駕分擔了許多辛勞。
伯駕一直視醫療為佈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雖然在醫術上日益精進，但他信靠上帝之心並末稍減。在為病人進行手術之前，他除了詳細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為病人禱告。在他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將某個病人「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或為某個病人的痊癒而感謝上帝的記載。
對於病人在手術前的心理狀況，他也一樣重視，往往先花上幾天時間，幫助病人對上帝也產生信心，然後才進行手術;其結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體的痊癒，也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為了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伯駕利用每次回國的機會，到處參觀醫院、遍訪名醫。例如他在一八四一年初次返國時，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後不久就與妻子小別，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前往英、法兩國，向倫敦、巴黎的許多名醫請教，獲益匪淺。
除了自己重視進修以外，伯駕也訓練了一批中國助手，前後大約共有十個人，其中以大弟子鄺某最有成就，好幾次在伯駕有事出門的期間能夠獨當一面，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鄺某的叔父曾隨英人程耐裏(Chinnery)學畫，因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自己的同胞們治病，他也自願免費為伯駕將某些病人的病狀畫下來，成為一幅幅生動的病歷資料。
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畫如今都還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二十三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狀、醜惡掙獰的腫瘤之後，更讓人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
三、發起「中國醫藥會」
為了使醫療宣教的價值更為人們所重視，伯賀在一八三八年會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與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二人發起組織「中國醫藥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參加成立大會的約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樞為主席、伯駕為副主席。不過郭雷樞不久就同英國去了，所以實際上是由伯駕來領導這個團體。
「中國醫藥會」雖不如以後的「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樣在統一醫學譯名、推廣醫學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卻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連串在中國教會史與醫學史上都不可缺少的名字，都曾經是「中國醫藥會」的成員：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麥嘉締(D、B. McCartee)……。
四、只在中國行醫
一八四四年中國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締造了兩國間的第一個條約，伯駕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譯員。這是他參與外交工作的開始。以後他還擔任過美國使館的代辦與公使(一八五五-五七)，不過比較起他的醫療與宣教事業，這些經歷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居，從此就沒有再到中國來。最奇怪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醫生，回國後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像他根本不曾當過醫生一樣。也許，他當初習醫是為了到中國來，如今置身於名醫雲集的美國首都，又何必錦上添花呢？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懷卻未中斷，繼續與留在中國的友人通信，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第二任院長嘉約翰(John Kerr)的領導下，無論在醫療或佈道方面，都在不斷進步時;心裏得到最大的安慰。
中山大學附屬第二分院─前廣東博濟醫院
博濟醫院坐落在長堤珠江河畔，創建於1935年11月，是中國第一所西醫醫院。清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國傳教士伯駕創辦。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即是在“博濟醫院”學醫並從事革命活動。大門前矗立的紀念碑上清楚寫著“孫逸仙博士開始學醫及革命活動策源地”。
博濟醫院初設於廣州十三行新荳欄，專治眼疾，故名眼科醫局。咸豐六年(1856)被火燒毀。咸豐九年（1859）在廣州增沙複建。同治四年(1865)遷至廣州仁濟橋路，改稱博濟醫院。同年，醫院設立中國第一所西醫學校-南華醫學堂。1930年，並入嶺南大學。博濟醫院為教會醫院，有牧師和男、女宣教師。該院在中國最早施行截肢術、膀胱取石術和剖腹產術。附設的醫學堂培養了不少中國西醫醫學人才。1936年與夏葛醫院合併。為紀念孫中山(曾在南華醫學堂學習過)，更名為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1953年改名為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1985年改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歷史大事紀
1835年11月4建院，命名眼科醫局
1859年1月正式命名博濟醫院
1865年醫院籌建博濟醫學堂（1886年，孫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在這裏學醫和從事革命活動）
1902年醫學堂新校舍建成命名南華醫學校
1933年廣州夏葛醫院、博濟醫院、嶺南大學合併
1935年11月2日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成立
1953年8月中大、嶺南、光華三校合併，命名"華南醫學院、醫院為附屬二院
1956年，華南醫學院易名廣州醫學院，醫院為附屬二院
1957年3月廣州醫學院易名"中山醫學院" 醫院為附屬第二醫院
1985年6月中山醫學院易名"中山醫科大學"醫院為附屬第二醫院
1985年11月由衛生部命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2001年10月26日中山大學與中山醫科大學合併，醫院命名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廣東十三行
一、歷史沿革
古代的廣州城是中國對外貿易口岸，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各國商船到中國後，首先在澳門或黃埔停泊，丈量船貨交納關稅之後，領取牌照，雇請通事和引水，然後再駛船進入廣東內河，到廣州進行貿易。當時，廣州對外貿易商館區在廣州舊城的西城外，即位于今天廣州市東至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邊，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區，這一帶也就是清代廣州對外貿易商館區的遺址。因最初有十三家對外貿易的洋行，故民間稱對外貿易商館區為十三行。（圖為廣州十三行商館，岸邊停著許多貨船。1855年）
清代一度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但是，各國每次到中國朝貢，除帶來給帝王貢品外還帶來大量的貨物，朝貢的船隻到了廣州後，貢使捧表進京朝貢，而其他貨物就地販賣，然後“其船置辦國需隨汛回國”。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指定廣州、漳洲、寧波、雲臺山四個地方為通商口岸。但是，由於受到“華夷觀念”與自大心理的阻礙，中國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限制，正如乾隆帝所說：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助夷貨，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中國不必與西方互通有無，開放廣州為貿易之區，只不過是大清帝王施恩異域，不忍對外來謀生之人過於嚴厲，斷絕他們的生計罷了。正是由於這種觀念支配，當外國商船越來越多向寧波聚集，有可能使寧波成為另一個澳門的情況下，引起清政府不安，認為江浙是華夏文化禮教之鄉，而且物產富庶，如果讓外國勢力打進去，會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11月，清政府宣佈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保留廣州城對外通商。從此，廣州便成為全國向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國的進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廣州一口經營。這種狀況一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後才被打破。（圖為19世紀，廣州十三行同文街一景。拉維涅畫比切博斯刻印，設色石版畫）
在廣州一口通商期間，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設置了官商制度，即由官方指定商人充當對外貿易的經紀，總攬對外貿易，承保繳納外商船貨關稅，並負責轉達、承辦官府與外商的一切交涉。外國商人到廣州之後，他們的買賣只能夠由清政府特許的行商負責，甚至連起居行動亦要由行商負責，他們在廣州時亦只能在行商修建的“夷館”中居住。外商在廣州受到許多限制：如不得帶武器入夷館，夷婦不得帶來廣州，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遊船河，不得坐轎，不得外出遊玩，只能在限定的時間裏由行商帶領到夷館對岸的海幢寺和花地玩，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夷館，而且規定外國人不能在夷館過冬，因為業務不能離開的外國人亦只能到澳門過冬，次年商船到時才能從澳門返回十三行夷館。（清代十三行靖遠街街景，裏面有不少名商店。（圖為1839年一佚名中國畫家畫的鋼筆畫）
雖然，清政府在廣州對外貿易中設置了許多限制，但是由於它是中國的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它產生的經濟效應以及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仍然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是研究我國清朝與世界各國早期關係，研究中國對外開放、對外貿易，以及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一步一步打開中國閉關鎖國大門的歷史重要素材。（19世紀初期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面貌，史貝霖作。）
二、火燒十三行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後發生過多次大火。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毀，損失慘重。據後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毀，所有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劃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瞬間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5日淩晨燒及美法商館，下午2時延至英國商館，到下午5時，十三行地區除一棟房子幸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光，五顔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英軍失去據點，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軍艦。十三行商館區從始結束了它的歷史。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法兩國向廣東巡撫要求“租借”位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十三行平面圖
廣東沙面
沙面位於廣州城西南面的珠江河畔，本為江心小島，稱「中流沙」，因珠江北岸江岸線南移，漸與北岸連成一體。清朝曾於此設立江防炮台。在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時期是沙面曾為行商人倉庫區。
1856年10月，英法聯軍向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民眾出於對侵略者的憤恨，燒毀了十三行外國商館。1857年10月，英法聯軍攻佔了廣州，於是成立了一個由兩名英國人、一名法國人組成的“三人委員會”，控制廣東衙門所有的日常工作，同時逼迫廣東衙門辟沙面為租界。無力抵抗的清政府只好令兩廣總督勞崇光與英國領事柏克簽訂了《沙面租約的協定》，從那時起，沙面便淪為英法兩國的租界。1859年，清朝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與英法兩國簽定《天津條約》。英法兩國利用清朝被迫付出的600萬兩「贖(廣州)城費」的部分款項，將沙面築成四面環水的小島，出入唯憑東西兩橋，以便防守。
咸豐11年(1861)，英法兩國與兩廣總督勞崇光訂立沙面租約，英法挖溝使其與沙基分開，在四周築砌花崗石，將沙面西邊4／5的地劃為英租界，東面1／5為法租界，不許中國船隻靠近沙面的河湧停泊。英法雖各霸一方，但沙面經營之初即有統一完整的規劃，設有完整的道路系統和綠化區，在南端設置公園等公共活動場所。租界內有英法軍隊駐守，沙面外珠江三段河道交匯的白鵝潭，則有列強軍艦停泊。英法兩國政府也在沙面設立「工部局」---實際上的租界政府，擁有「領事裁判權」，洋人犯罪不受清廷刑律制裁，而中國人進入沙面則受嚴格管制。這種情況延續至民國年間。可以說，沙面是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侵華在廣州的產物。
早期的沙面建有警察局、英領事館、禮拜堂等，現已不復存在。現存沙面的建築都是19世紀以後建設的，有領事館、教堂、學校、銀行、洋行、俱樂部、旅館、小住宅等等。建築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以及所謂殖民式，但已不再使用磚瓦和木材，而是用鋼筋混凝土梁板結構。
梁發─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
梁發（1789~1855），原名恭發，俗名阿發，廣東省肇慶府高明縣三洲古勞村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家世務農，因貧寒遲至十一歲才入村塾讀書，十五歲時為家庭生計所迫而輟學，赴廣州謀生，初學製筆，不久又改刻書印刷業，四年後始學藝完成。學習期間，他不忘文學進修，他在刻書方面精湛的技藝和自修而來的通暢文筆，都成為他日後宣教事業的張本。
嘉慶十五年（1810年）即梁發廿一歲，受僱於廣州十三洋行附近的一家印刷所，認識了馬禮遜與米憐並參與了馬禮遜所譯《聖經》中使徒行傳的印刷工作。1811年至1813年，梁發又先後參加了馬禮遜所譯的《路加福音》和《新約》的付印工作。通過與馬禮遜的長期接觸以及《聖經》中有關基督教教義點點滴滴的滲透，使梁發逐步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1813年５月，經由馬禮遜的推薦，梁發受雇於英國公理會另一傳教士米憐，並隨米憐夫婦前往馬六甲。在馬六甲期間，梁發參加了《救世者言行真史記》一書的雕版，開始參加米憐的家庭聚會，米憐夫婦也有意識地引導梁發入教，"特別為他編寫了一本簡要的問答體小書，囑他逐條想過"。1816年11月3 日．梁發在馬六甲接受了米憐的洗禮，成為中國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之一。對此，他曾自述：「我自念我是一個大罪人，如不賴耶穌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於是我遂決志為耶穌之門徒而求受洗矣。」
1819年他回到家鄉，編寫《救世錄撮要略解》，鼓動中國人崇信基督教。此書共37頁，附有經文、禱文，這是我國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基督教佈道書籍，但未及發行，即被沒收銷毀，梁發也遭拘捕，刑訊拷打後被具保釋放。
1820年，梁發在本村的一間陋室中，以飯碗為禮盆，為其妻舉行洗禮，使她成為中國第三個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婦女。1823年，馬禮遜啓程歸國，離別之際，決定由梁發接替其傳教事業，倫敦佈道會為其支付薪金，從此，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職業傳教士。他相繼撰寫了《熟學聖理略論》、《真理問答淺解》、《真道尋源》、《靈魂篇》、《異端論》、《聖經日課初學便用》、《勸世良言》、《祈禱文贊神詩》等書，其中以1832年出版的《勸世良言》最為重要。《勸世良言》共有九卷，內容包括信仰教理、《聖經》註釋、護教文章等。梁發也在馬六甲出版一本被稱為中國集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月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
梁發不但寫，不但印，還找機會送出。科舉時代，在省城舉行鄉試，三年一次，各府縣的秀才齊集考試，某次梁發雇請苦力數人，抬著這些布道冊到賈院前分發給二萬五千多名考生。來自花縣的秀才的洪秀全，就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於廣州貢院前得著該本《勸世良言》，後來就受該書的影響而設「拜上帝會」，並建立了日後的太平天國。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梁發在香港、廣州等地宣教。1843年，因清政府追捕，梁發逃到新加坡、馬六甲，５年後又潛回廣州，建福音堂，繼續傳教。梁發前後傳教32年，到他晚年，仍然不辭辛勞在廣州各基督教醫院宣教。梁發於咸豐五年（1855年）四月十二日逝世，享年67歲。
梁發一生為向中國人傳基督的福音鞠躬盡瘁，他曾對英國聖公會來華宣教士四美牧師說：「外國的基督徒能夠這樣愛人類的靈魂，遠涉重洋，來向憎恨他們的華人宣傳福音，那末，我做了一個中國人，應更如何為祈求我國人的悔改起見而努力呢？」
梁發過世後葬於名叫鳳凰岡的祖墳中，後來基督教嶺南大學遷來鳳凰岡附近，始知梁發祖墳已在該校擴充時被收購。1920年，即梁發死後65周年，嶺南大學遂決定遷移梁發墳墓到該校禮拜堂之所在地，以記念這位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偉人。
梁發家鄉亦建有梁發紀念堂，其事跡和文物今存福建省華僑歷史博物館。
嶺南大學與基督教之關係
一、嶺南大學創校經過
嶺南大學是中國大陸在一九五二年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不但被教會視為南方重點大學，在國內亦享譽盛名。
嶺南大學是由哈巴牧師（Rev. Dr. Andrew Patton Happen M.D.）創辦。哈巴牧師於1835年於美國賓州傑佛遜學院畢業後，即轉入西方神學院攻讀碩士。1844年畢業於賓州大學醫學院，獲醫生資格。同年哈巴受按牧師聖職，由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部派遣至中國傳道。
1884年，哈牧師提出在中國興辦大學的建議，獲長老會在華教士香汴文（Rev. B. C. Henry）贊成。哈牧師隨後回美籌款，籌款期間，建校選址仍未決定。哈巴原不贊成在廣州興辦，但爭議期間，廣州鄉紳陳子橋（陳少白之父）發起四百縉紳聯名，函請美國董事會在廣州設校教育粵人子弟，故1888年，廣州『格致書院』於沙基金利埠租賃校舍開學，由哈巴任首任監督。哈巴在華服務四十年，以年老體弱退休回國後，監督一職由香汴文牧師接任，他就任監督後，於1893年與廣州培英書院合併；同年紐約董事會取得紐約大學校董立案，認可其頒授學位據美國法定地位。
1899年尹士嘉（Rev. O. F. Wisner）牧師任監督，翌年遷校澳門。1903年改名為『嶺南學堂』（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並於1904年秋千入廣州河南康樂村，並繼續購地，陸續建構校舍建築。1927年由國人接辦，正式改名為『私立嶺南大學』，委鍾榮光為校長，亦使成為中國一所完備的大學。
二、嶺南大學基督教之關係
嶺南大學的前身─格致書院，乃由美國長老會牧師提倡創辦，其英文名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明為基督徒所創立，該校實「以高等教育傳播基督教道，以振興中國」為宗旨。歷來中西教席，基督徒亦佔多數，而能以從事教育實行基督精神卻屬不少。嶺南大學青年會（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與中國青年會發展有密切關係。該會主要是貫徹基督精神，並以學校學生為主要工作對象，藉此傳揚福音。
上海早期宣教活動─翻譯聖經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十九世紀末，上海傳教士大會決議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務求忠於原文而又文筆通暢。於是，經過了十三年的翻譯與修訂，終於產生了這本為中國教會普遍使用，最受信徒喜愛的「國語和合本」聖經。關於漢譯聖經的源流與考察，簡述如下：
一、關於聖經漢譯的傳說
據法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記載：公元65年，羅馬皇帝尼祿迫害基督徒，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四散逃難的基督徒當中，有部分來到東方，僑居中國。這時期的基督徒多為猶太人，福音主要靠口傳，新約《聖經》尚未誕生，舊約《聖經》被帶來中國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來華僑居，已有很長的歷史，有始于周、漢、唐等不同說法。根據史料，唐朝已有相當數目的猶太人在中國居住。猶太人起初自稱"一賜樂業"（"以色列"之音譯），做禮拜時戴著藍色帽子，因此也被稱為"藍帽回回"（戴白帽的回教徒稱為"白帽回回"）。由於猶太人按傳統不食獸類腿下筋，所以又稱作"挑筋教徒"。最著名的猶太人聚居地是河南省開封，設有猶太會堂，稱西那高刻（Synagogue）。17世紀有天主教學者來開封訪問研究，證實會堂中存在一部年代達五、六百年之久的《摩西五經》。可惜19世紀中葉的戰亂使這珍貴典籍流失無存。猶太僑民是否將《摩西五經》譯成中文，這種想法已難以證實。（圖為開封猶太人讀經圖）
二、可稽考的《聖經》漢譯
西元635年，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傳教士阿羅本從波斯抵達西安傳教譯經，時稱景教。根據西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記，其中有"真經"、"舊法"、"翻經建寺"等語，證實在唐朝時已有翻譯聖經之舉，並有一部份譯本出版與流傳，但並非全譯，譯本亦已失傳。除"景教碑"的記載外，中世紀前來東方遊歷的人士，也宣稱在中國見過基督教經典。如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以及新近發表的《光明之城》（可能是僞書）一書作者義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納等都有記錄。
元朝時，天主教方濟各會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孟高維諾主教于1305年從北京寄給羅馬教皇的信中說："現在我已將全部新約和詩篇譯成中文，並請人用最優美書法抄寫完畢。"一般認為孟高維諾曾把新約和《聖詠集》（即《詩篇》）譯成"韃靼人通用的語言，"不過也有人疑為漢文。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提及在大汗宮中見過"四本福音的聖經"，只是沒有說明是否用中文寫成。義大利托缽僧卡皮泥在1245年奉教皇因諾森四世之命，出使元朝，他不但看見中國有新舊約聖經，也看見教堂和敬拜的活動。
以上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早期活動，也是漢譯《聖經》有據可考的時期。可惜的是，唐、元譯本皆未流傳後世。
三、明以來的《聖經》漢譯
明清以降，大批傳教士來華，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熱心譯經工作，貢獻良多，影響頗大。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維諾神父所譯的蒙古文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其後有利瑪竇神父的“祖傳天主十誡”、巴設神父的白話文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陽瑪諾翻譯四福音的《聖經直解》、賀清泰教士的《古新聖經》等。《巴設譯本》更可能成為後人馬殊曼和馬禮遜譯經時的藍本。（圖為陽瑪諾翻譯的《天主降生聖經直解》）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了。繼《馬殊曼譯本》後，有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及其修譯本《新遺詔書》和《舊遺詔書》。馬禮遜為第一位將《聖經》完整地譯成漢語的傳教士。1810年和1811年，馬禮遜先後譯成了《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1813年將新約翻了出來，並於次年在廣州出版，一共排印了2000部。隨後與米憐合作翻譯舊約，於1819年完成舊約的漢譯工作，在倫敦皇家亞洲學院的資助下於1823-1824年在南洋馬六甲出版聖經全書，並印了寫闡述聖經的單張，取名為《神天聖書》線裝，共21卷。此次譯經工作，旅居倫敦的華人楊三德（譯音）為馬禮遜抄錄巴設譯稿，同時也指導馬氏學習中文；印書工人梁發1810年起在馬六甲英華書院與米憐共同印刷聖經。梁發後來成為第一位華人牧師。另外廣州耶穌會士袁光明（譯音）、李十公、陳老宜等人曾從旁協助。
此時期的聖經譯本，尚有麥都思與郭實臘合修的《新、舊遺詔聖書》，其中，新約的翻譯多由麥都思負責，其實是修訂馬禮遜、米憐的譯本。郭實獵後來又將新約譯本修改出版，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於1840年出版。本書為太平天國所翻印，不過甚多修改，成了《舊遺詔聖書》及《新遺詔聖書》。據說洪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聖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圖為太平天國《舊遺詔聖書》）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開放五口。英、美各傳教機構於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個委員會，修訂已有的中文《聖經》譯本，由各地傳教士分五組譯出新約初稿，交代表委員會審閱。這一活動對香港日後成為中文《聖經》重要印刷基地，起著重要作用。審稿工作從1847年開始到1850年完成。但對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臘文Theos一詞的譯名究應稱"上帝"或"神"發生分歧，終未能統一。英國聖經公會主張採用"上帝"，美國聖經公會支援採用"神"。故1853年出版的《新約聖經》，分為"神"及"上帝"兩種版本。
由於意見分歧，委員會陷於分裂，後分成兩個團體各自工作。一個團體由麥都思、米憐、施敦力和理雅各組成，於1853年完成舊約譯稿，1854年出版。1855年又與代表委員會譯本《新約聖經》合訂在上海出版，仍稱代表委員會譯本《聖經全書》。人稱"上帝"版。裨治文和克陛存因為不贊成委員會所採用之文言文體和"上帝"譯名，兩人另行翻譯新舊約全書，相繼於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給上海華美聖經會1863年出版--古漢語"神"版，亦稱裨治文譯本。譯本較"上帝"版差。以上均為文言文譯本，當時稱"文理"譯本，或"深文理"譯本，至1877年已有11種之多。
四、官話和合本的由來
1890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大會議決定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以求減少版本過多而造成的譯文混亂現象，務求做到文筆流暢而又忠於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個《聖經》重譯委員會，分別負責三種不同文體的版本：文理、淺文理，以及國語（或官話）。全部翻譯歷時27年，其中以"國語和合譯本"最受歡迎，成為今日絕大多數教會採用的標準譯本。
三個版本中，淺文理譯本是一種較為淺顯的文言譯本，最早完成。最初試譯的是楊格非，1885年楊格非淺文理《新約》譯本在漢口出版。1889年蘇格蘭聖經公會還出版了楊格非的官話《新約》。楊格非的《舊約》（譯至《雅歌》）於1905年出版。
1902年施約瑟淺文理譯本在上海出版。施若瑟為美國聖公會傳教士，上海聖約翰大學創辦人。他曾參與北京官話《聖經》翻譯。1881年他在武漢患癱瘓症，用雙指獨立用淺文理翻譯《聖經》。經過12年的努力，在美國聖經公會的支援下於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版又稱"二指版"。（圖為和合譯本委員會）
文理譯本（即古漢語譯本）先後經由湛約翰、艾約瑟等人負責，費時十六年，中間曾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直到1906年才得出版文理和合譯本新約，而文理和合譯本《聖經全書》則遲至1919年出版。
國語譯本從動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善一人。富善在中國傳道前後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譯經工作上。新約重譯工作在狄考文支援下進行，於1907年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約。該譯本譯文準確，但文字不夠流暢，此後又屢經修訂，至《聖經全書》出版時，與初版相比，改動甚多。舊約重譯工作在富善支援下進行，並議定五點譯經原則，如譯文必須切合原文，必須是通用的白話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於上口誦讀等。舊約譯成歷時13載，於1919年初與新約合訂出版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有"神"和"上帝"兩種版本。該版本逐漸取代了《聖經》的其他中譯本，在漢族教徒中廣泛傳誦，也為中國教會普遍接受。這也是外國傳教士在華集體翻譯的最後一版中文《聖經》。
《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就是要“堅持文字上的準確”，但由於譯經原則改變，這個目標就有新的理解：“重視意義上的準確”。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經過了多次的修訂，使其譯文更清楚、優美。《和合本》實在為教會提供了一部翻譯比以前更準確、更適合大眾閱讀的譯本，於是它就成了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漸漸建立起典範的權威，成為主流，也為教會和信徒的語言系統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基督教詞彙。（圖為從事漢語聖經修訂工作的傳教士，左3為富善）
基督教出版業
一、歷史背景
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歷史的重要內容。上海作為晚清西學在華傳播的中心基地，不啻在中、西方社會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橋樑」，而這座「文化橋樑」的建築師，非來華傳道的西方傳道士莫屬，。正如當代學者熊月之先生在其所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明確指出的：「傳教士在晚清西學東漸中，擔當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時間裏是主角。」當代台灣學者王爾敏也提到：「西洋教士來華傳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實在於知識的傳播，思想之啟發，兩者表現於興辦教育與譯印書籍，發行報刊。」
二、墨海書館
其實，早在明朝末年，上海籍的天主教徒徐光啟就曾與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合作譯述了一部分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歐基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1843年，來自英國倫敦宣教會的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城東門外租賃住房，並將自己在印尼雅加達的印刷所遷來，初設於上海城老北門外的大境閣，後搬至洋涇濱以北的山東路，即為後來耳熟能詳的「山東路麥家圈」。由於該印刷所已從事出版業務二十年餘，為當時傳教士出版基地之一，故此該所的規模、設備在當時均屬一流。該所的英文名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中文名稱為「墨海書館」。
王韜的「瀛壖雜志」詳述了「墨海書館」的設備及印刷過程：
「(墨海書館)以鐵制印書車床，長一丈數尺，廣三尺許，旁置有齒重輪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轉，推送出入。懸太空軸二，以皮條之為經，用以遞紙，每轉一過，則兩面皆印，甚筒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紙。字用活板，以鉛澆制。墨用明膠、煤油合攪煎成(， 印床兩頭有墨槽，以鐵軸轉之，運墨于平板，旁則聯以數墨軸，相間排列，又揩平板之墨，運于字板，自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書車床，重約一牛之力。其所以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氣之用耳。)
三、美華書館
1860年，前身為寧波花華聖經書房的美華書館遷址上海，具體負責的是來自美國的長老會傳教士姜別利。姜別利在近代中文出版史上有出色的成就與貢獻，如發明電鍍中文字模，並以此法制成一至七號美華字，俗稱「宋字」。美華書館還大量製造並出售這種字模及鉛字，使其成為以後數十年裏，書局與報館間最通用的字模和鉛字。出版史學者認為，其電鍍法「在造華文鉛活字上可說是一次革命」。姜別利還創用了一種方面排字檢字工作的元寶式字架，使排字工人取字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三倍。因著其在出版業的貢獻，可見於其教會同道致姜別利的追悼詞中：
「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在中國或日本所發行的任何一本聖經、基督教書籍或科學籍，都帶有姜別利先生的印記。」
美華書館為近代中國出版界培養了整整一代人才，如1897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者，均多在美華書館工作多年。（圖為美華書館）
四、益智學會和廣學會
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學會，也是清初民末頗具影響的出版機構。該機構的成員都是來華的英、美傳教士，主要是出版內外學校通用的教科書。1890年，該書會已出版並審定合乎學校使用的書籍共98種。除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編寫，廣為人知的「格物致知」和「格物圖說」外，益智學會也出版了進代中國第一步西方心理學著作「心靈學」，以及近代中國最早翻譯的英國專史「大英國志」。
1887年11月，始終視上海為傳教士大本營的英、美教會機構及有關人士，由曾經擔任益智書會秘書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發起，宣告成立了旨在編譯出版書刊以介紹西方文化的又一所教會出版機構─上海同文書會，其英文名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該書會易名為「廣學會」，在戊戌維新變法前後響震一時。1890年韋廉臣病逝，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接任，將廣學會帶入了鼎盛時期。直至1911年，這個在近代名頭響亮的基督教出版機構共出版了461種書籍，並發行了在晚清社會中影響甚鉅的「萬國公報」。（圖為廣學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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