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世紀的逼迫（一）
一、輔讀文獻
1. 歷史簡述
2. 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加爾文主義者」劉錦昌著
3. 十字軍簡述
4. 聖殿騎士團簡介
5. 中世紀教皇與皇帝之鬥爭
6. 卡諾莎之恥
二、歷史景點
1. 卡諾莎城堡（Canossa）
2. 皮德蒙谷（Piedmont）
3. 杜林（Turin）
三、討論題綱
1. 瓦勒度派改革運動
2. 十字軍及聖殿騎士團（Knights of Templar）。
歷史簡述
當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正在竭力擴張教皇權利，爭奪政治勢力，並斂聚財富的同時；法國西部與義北的山區，出現了一個主張回歸聖經，跟隨使徒教訓的清流團體─瓦勒度派（Waldenses）。
1. 瓦勒度派的起始
瓦勒度（Waldo）為里昂公民，原是一個活躍於社交、商業、政治界的富商。主後1173至1176年，瓦勒度有了重大的改變。首先，他將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當地的方言。其次，他照著馬可福音十章廿二節的話，變賣一切家產分給窮人，並在公眾場合，四處傳揚福音。瓦勒度的傳揚吸引了一班跟隨者，人們稱他們為「里昂的窮人」（Poor
Men of Lyons），他們遊行傳道，凡物公用，過著簡樸的生活，通稱瓦勒度派（Waldenses）。
2. 瓦勒度派的信仰與實行
瓦勒度派主張回歸聖經，聽從並領悟神的話，並以基督為信仰的獨一中心。他們沒有主教或教皇，拒絕一切人為的信條，並堅持平信徒有權利照著聖經傳揚福音。他們拒絕起誓，也反對借貸收取利息，否定煉獄的教義、彌撒、和洗禮、擘餅以外的一切聖禮。他們不肯敬拜聖人、聖像和聖物，也不敬拜十字架；並反對什一奉獻、宗教裁判所、十字軍、和死刑等違反聖經的實行。他們過清貧的生活，在家中聚集，遊行傳道，教導聖經，竭力遵循聖經啟示之耶穌與使徒的榜樣而行。
他們相信，當教會跟隨使徒的腳蹤行時，便是忠於主的呼召。反之，當教會不願棄絕屬世的權勢與財富，跟隨基督的降卑與貧窮時，便是不忠於主的呼召。這樣的教會將變得屬世，並失去教會的實際。他們並認為，教會的墮落始於第四世紀，天主教與君士坦丁之政權的聯姻；聖職人員世俗化並奢淫的生活，亦違反了聖經所示使徒的生活。
瓦勒度派稱其屬靈教師為barba（叔叔），barba的職責是教導聖經，並幫助信徒有屬靈的經歷。Barba四處遊行傳道，幫助瓦勒度的信徒；為避開政府的注意，他們同常喬裝成商人，兩人一組，由年長的barba帶領年輕的barba外出見習。有心願成為barba的青年人，需要有良好的德性，經過真理和經歷訓練後，便可與年長barba一同外出。
3. 羅馬天主教對瓦勒度派的逼迫
瓦勒度派並未與羅馬天主教為敵，亦無意自立門戶。他們甚至認為，任何人覺得自己是教會之外的另一團體，或自認屬靈而抵擋教會，乃是自取滅亡。然而，羅馬天主教卻對於平信徒（而非聖品階級）傳揚福音一事極為不滿，他們認為唯承繼使徒職分的聖職人員，才有權柄傳揚福音，因此極欲除滅這個「貧窮」、「無學識」的「異端」。
我們可從十三世紀宗教裁判局的報告，一窺當時教庭與政權對瓦勒度派的態度：「這些無知無識的人民，到各城、各家、甚至各會堂裏，傳揚他們錯誤的教訓。里昂的主教勸說並禁止他們的行動，他們卻不聽從主教的訓令，聲稱神已經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傳揚福音，因此他們必須順從神，過於順從人。此外，他們藐視聖職人員，指控其生活富有並鬆散。他們批戴著貧窮的戲衣和聖潔的面具，自稱是使徒的跟隨者。」
因著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羅馬天主教、爭權的政客、強暴的士兵嚴重的迫害。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為1655年的瓦勒度大屠殺。然而，他們卻在這樣的逼迫下倖存；之後改教運動興起，他們便納入新教的一部份。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們對於聖經的堅守，以及對使徒教訓的緊緊跟隨，實為中世紀教會黑暗歷史中的一線曙光，也是日後宗教改革的先驅。
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加爾文主義者」
（本文轉載自http://www.ttcs.org.tw/church/24.1/03.htm）
劉錦昌
（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碩士，台南神學院哲學、基督教神學講師）
十二世紀在基督教會歷史中，屬於西方拉丁教會裡頭有一「源自天主教的福音運動」，1這一基督徒團體，從十二世紀開始流傳至今，他們一直是一群忠心於耶穌基督福音的弟兄姊妹，為了信仰的緣故受盡逼迫，現今仍約有二、三萬會友；2他們乃西洋中古史或基督教會史上時常被列為是異端的瓦勒度派（Waldensians）。我們知道不同的史家與教派對於瓦勒度派人士的褒貶簡直是有天壤之別，本文從若干有限資料中，儘量以客觀立場來介紹瓦勒度派，希望藉此對他們的信仰行徑與態度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宗教改革運動發生之時，瓦勒度派最先響應，並合併歸入更正教與宗教改革運動之中；3基督教史家裡有人甚至將瓦勒度派歸屬在加爾文派之下。4這樣的歸屬指認是否有合理的根據？我們將依照瓦勒度派的信仰內容來判別之。
瓦勒度派簡史與信仰主張
在本論中，我們將介紹瓦勒度派的背景及發展簡史，並且描述其信仰的主張，藉此與加爾文主義有所對照，以還其應有的歷史定位。
一、瓦勒度派產生的背景
瓦勒度派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在宗教改革時期與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傳統思想上相互呼應，E.Molland認為可視瓦勒度派為改革宗的姊輩教會，且從1560年開始該派應被看作改革宗教會的一自立支派。5為什麼Molland會有如是見解，理由在於以下若干原因：
第一 瓦勒派產生的情形 此一派別源自於一位名叫瓦勒多（Peter
Maldo, 1217年去世）的平信徒，他是法國南部里昂（Lyons）富有的商人，1173年聽到吟遊詩人所講述聖人St.Alexis捨己犧牲的故事頗受感動，認真考查福音之後，決定跟隨耶穌基督的吩咐，變賣財產分給窮人；6瓦勒多請人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家鄉地方語言，以此作為他四處佈道的材料，他傳佈聖經的信息宣揚「使徒貧窮」（apostolic
poverty）之精神，7如此吸引許多的跟隨者，稱為「里昂的窮人」（the
poor men of Lyons），後來被稱為瓦勒度派。此一運動由法國南部延展到意大利、德國等萊茵河區，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亞與波蘭。8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紀時，曾經分裂為二：保守的一派回歸到羅馬教會，一派較前進者則繼續堅持他們自己的主張。
第二 十二、三世紀的教會生活 當時的歐洲教會，在政治權力方面正處於顛峰時期，特別是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1198~1216）在位期間「教會無論在組織、外貌、聲威、權勢方面都是所向無敵，這的確是教會的顛峰時代」。9可是教宗依諾森三世雖有雄心且對教會政治有積極貢獻，為了改革當時的教會腐敗現象，他更於1215年在羅馬召開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Lateran
Council IV），從事健全教會組織與神職人員生活的革新作法，在教會史上對於教會改革建樹頗多，10但這樣的改革似乎是未能觸及最核心的地帶；早在第十世紀，改革運動初期領導人之一聖奧多（St.
Odo, Cluny修院第二任院長）就指出，當時代最大的邪惡乃是對窮人的壓迫－「強者的盛宴是用窮人的汗水烹調的」－一種典型的社會非正義統治的表現，11此一現象一直延續到十二、三世紀仍然未變，所有偉大的教宗主要處理的仍在政治危機上面打轉，而道德與精神變革的緊迫性流佈在一般宗教思想之中，使得十二世紀的思想關注大浩劫、末世來臨的問題，人們期待聖神與永恆福音時代來到；12教會需返回福音時代的清貧生活呼聲日漸高漲，十二世紀下半葉屬於此種聲音的宗派運動就迅速發展，教會中的異端思想於是發端。連從聖伯納德（St.
Bernard）到聖方濟（St.Francis of Assisi）的時代教會生活所針對的改革要點之一即在貧窮課題上，像聖方濟所聽到的呼召與瓦勒多是一樣的福音要求「變賣一切來跟從我」，瓦勒度派與當時所謂的異端派別如：加太利派（Catari）、巴大尼派（Patarini）所宣講的都是「耶穌的貧窮」、「福音的貧窮」、「使徒的貧窮」這些道理；13許多人民，甚至農夫們都聚集起來共同學習新約聖經，皆表示願意回到福音簡樸的生活態度上、尋找弟兄姊妹相愛及具有使命的基督徒團契方式。14
第三 瓦勒度派所宣講的基本主張 天主教歷史學者Motte認為，「中古時代的兩種較大的異端；瓦勒度派和亞爾比
（Albigeneses）：一個（指瓦勒度派）起源於教會本身，是改革運動走入了歧途；另一個起源於…東方的異教思想，二者的共同點則都是對封建制度和神職界財富的反抗。」而瓦勒度派的學說「與日後加爾文所講者相近」。15已故西洋中古史學者王任光神父也指出說瓦勒度派「實可謂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派的先聲；他們所講的道理幾乎完全相同」。16瓦勒度派各地所宣講的未必相同，大體上有幾點基本主張：
改革教會、簡化儀式、反對教會斂財與向聖人敬禮。
取消神職制度，反對神職人員享受；男女信徒皆可傳教。
否認彌撒酒餅變質及煉獄、嬰孩受洗、為亡者求等說法。
以聖經為信仰唯一根據，凡信徒皆可講道不必教會許可。
貧窮為靈魂得救的必要條件；反對擁有私人財產。
反對羅馬教會的正統性。
為了解此時期瓦勒度派的信仰主張，我們可以從官方文件的反面來思考，在1208年十二月十八日有一份瓦勒度派人士歸正羅馬教會信裡的誓詞，這篇誓詞反應出瓦勒度派所主張的信仰內容；18同時我們發現瓦勒度派所主張的信仰內容與方式，的確和日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言論實在十分吻合。另外我們要指出，瓦勒度派中這一些歸正羅馬的成員，他們接受羅馬教廷的指導，也度著絕對貧窮的「貧窮公教徒」生活，這與後來聖方濟的修會理想相並容。19
二、瓦勒度派發展簡史（重要編年）
對於瓦勒度派的好惡，更正教會與天主教之間，可能見解相差頗大；瓦勒度派初期抱持的福音理想本來無可厚非，後來卻被羅馬教廷判定為異端，也為若干政治因素牽連多次遭遇強烈迫害，十七世紀期間更慘遭大屠殺，但其對宗教信仰忠誠的態度深獲欽佩。以下略述其重要歷史事件：
1179 平信徒過福音貧窮生活獲批准
1181 里昂大主教禁止其講解聖經
1184 被貶為異端 交宗教裁判所 但人數增加
1208 若干人士回歸羅馬教會參與「貧窮公教徒」運動
1214~1215 兩度被指為異端
1218 在Bergamo召開大會討論教義歧見
1229 土魯斯（Toulouse）會議宣佈禁止平信徒購買聖經、聖經譯本（針對瓦勒度派等異端而起的嚴格規定），並組成異端裁判所，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紀末是歐洲最常受迫害的一個運動
1398 被控放棄傳統教會各種儀式、有形設備、用方言講道
1488 在Piemonte（Piedmont）等地受到攻擊
1532 瓦勒度派傳道人接納改革教會的實施 方言翻譯聖經
因為此一會議決定觸怒教廷 意大利軍隊入侵
1560 由1559年Gallican信條，摘要一信條呈Turin公爵
〔按：從這時開始應被看為是改革宗之一自立支派〕
1655 Piemonte地區該派信徒復活節清晨被騙遭大屠殺
1685 遭法王路易十四世派軍屠殺 儘留存二百多人
1686 餘民離開意大利移民瑞士阿爾卑斯山
1814 在意大利北部獲宗教自由
1870 因普世宗教自由原則在意大利得以生存
1937 南美洲該派移民約一萬五千人
現今意大利本土約有瓦勒度派信徒二、三萬人 20
三、瓦勒度派信仰的神學反省
谷勒本（L.P.Qualben）在其《教會歷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書中提到過：「瓦勒度派乃是胡司派和波希米亞弟兄會的開路先鋒」21，約翰胡司在宗教改革歷史中被更正教會視為先端人物、正統之士，而改革宗的加爾文主義神學也是更正教的主流思想之一，更正教史家且將瓦勒度派與加爾文主義視同姊妹；可是十三世紀的天主教會卻斥責瓦勒度派信仰為異端，但與瓦勒多同時的聖方濟他主張並實踐貧窮羅馬教廷則稱他為教會聖人。這一切讓人思想頗易混淆，在此，讓我們從歷史脈絡對此一現象作一釐清。
1.「補贖運動」的背景 「補贖」是為求罪的赦免所有的生活舉止，希臘文是metanoia，而拉丁文為paenitentia，或conversio，西方補贖運動產生於第一世紀，教會對那些在受洗後犯罪者予以寬免。從第四世紀開始有一種新且發展快速的現象，就是有些信徒本身並非犯了重罪，但他們為了渴望成全自願進入補贖的行列，成為自願的補贖者，22自第四世紀到中古末期此一現象未絕。著名的教會史家來德里（K.S.Latourette）在《自有耶穌以來》（Anno
Domini）一書裡頭指出，在教會歷史中有層出不窮的宗教覺醒，例如：本篤（Benedict）運動、愛爾蘭修道主義運動、十世紀的克呂尼（Cluny）運動、十一世紀熙篤修會（Cistercians）運動，及十二、三世紀從農民及下層階級覺醒產生的宗教革新運動等，瓦勒度派則屬於從下層與平信徒所發起的宗教革新覺醒運動；23而中世紀教會盛行的補贖制度對於歐洲基督徒一般生活的影響比普通法律更遠大，基督徒知道在補贖思想的背後有其信仰精神與靈性深層的意義，那裡是基督信仰與福音真義之所在，當時許多人接受補贖制度乃一種聖禮此見解；我們從愛爾蘭的＜昆米安補贖修例＞、英格蘭的＜提阿多若補贖條例＞可窺見其中的道德理想與靈性境界，前者甚至對憤怒、失意、怠惰、虛榮、驕傲均有提醒和訓誡，並規定補贖懺悔方式。24補贖有強制性與自願性之別，而自願性的補贖運動則是讓我們看到，信徒內心所嚮往的聖善世界及對上主之國臨在的期待。與補贖運動並行的乃是教會革新之推行，R.
Pazzelli認為革新的精神主要是藉著補贖者的影響，從修道院擴展到整個基督信仰世界，而歷任教宗良九世（Leo
IX）、司提凡九世、尼古拉二世、亞力山大二世、貴勾利七世都關心修院革新與教會改革，不過我們應注意的是就在當時，有流浪式宣講、平信徒參與革新運動日廣的趨勢，但是後來因為缺乏合適的指導形成危險性的異端，特別在十一世紀後半，漸漸出現一種渴望－回到使徒式的福音生活，他們認為使徒式的生活就是貧窮和依照福音而行；當時不論異端或是正統信仰他們所強調的都是相同的口號：「使徒式的生活－貧窮與福音化」。25可見瓦勒度派的口號在彼時是合乎整個時代潮流的，但問題不在於主張使徒生活及高舉貧窮與否，而在於主張貧窮方式的過程。
2.對教會體制的服從 在「補贖」、「革新」、「合乎使徒生活」的浪聲中，不同的實踐路線傾槽而出，可是約在1140年左右，流浪式宣講的行動不再受到教會批准；26而一般平信徒對上主話語深深渴望，也期望靈修生活受到指導，所以一些未經准許的宣講者應需要出現，然而他們不服從教會強制性規定，於是被判定為異端，雙方的爭執點在於：
這些所謂的異端不願意接受教會方面的強制禁止
異端宣講者堅持他們所過的福音貧窮生活與當時神職人員的明顯對比，要求人民效法他們，反對制度性的教會。
異端強調未能有好見證的神職人員無權利宣講；反之，度使徒式貧窮福音生活者，雖非神職也有宣講權。
一方主張能度合乎新約真實基督徒生活的，才是真正使徒的繼承者，才有施行聖禮的權利。
我們可以發現，誠實的異端者其根本的問題在於追究誰是真正的基督徒、使徒真實的繼承人，誰是遵從福音的人，福音所要求的是什麼；這裡似乎存在一種二元論，將神聖與世俗予以分開。E.
Troltsh認為從加太利派、瓦勒度派到方濟派，異端產生的根源都在於「反對教會之被世俗化」，而其所畫分的二元論，卻使得他們終於和教會分裂而成為異端。28如果我們將瓦勒度派與方濟的思想加以比較，會發現二者問題似主張頗多，但不同的是方濟從頭便服從教會的紀律、教導，他對於神職人士沒有激烈的歧視，方濟強調在教會內度福音化生活，效法基督絕對貧窮，他且為所有每一傳講福音的過程求上主開路；不過奇妙的是，兩派皆自十二、三世紀流傳至今。
瓦勒度派的信條 1655年當瓦勒度派在Piedmont受大屠殺之際，瓦勒度教會本身曾經發表一份信條－Piedmont改革宗教會簡短信條，「此信條成為瓦勒度派最重要的信條」，瓦勒度教會當時是因
「覺得有責任將我們一向符合聖經所信仰的，作一簡短陳述…我們為這麼無辜的教理竟被仇恨逼迫，又是何其不公」，這信條的信仰也同意諸國改革宗教會所定純正教理，並懇求所有的福音派和復原教會，不計他們的貧窮和卑微，將他們看為基督神秘身體的真肢體，是為祂的名受苦的團體，更請繼續幫助他們。29從信條可以看出其信仰概況：
信一
獨一、三位一體的神。
與更正教會一致的聖經正典。
聖神使我人得以發現聖經中屬天之光、分辨靈糧神聖滋味。
若無上帝恩典，連一個好念頭都無法有。
上帝藉著基督的順服，對人的揀選使脫離敗壞、罪辜。
信仰是由於聖神所行的恩慈與功效、光照，感動人接受基督。
善行是上帝預備給信徒行的（故無善行，不能進入神國）。
聖神以不可識透的功效，通過聖餐使信徒與基督密切聯合起來並滋養信徒的心靈。30
瓦勒度派的「異端」性 反省瓦勒度派產生的歷史與社會背景，比較了聖方濟（方濟會）與瓦勒度派後來的發展和遭遇，我們深深覺得教會當用謹慎明智的方式來對待所謂的異端。H.
Kung在他早期教會論著作《教會發微》（The Church）書中，論到教會與異端課題之時，曾經提醒讀者們注意在異端中的真理要素，同時要明白教會裡頭也有錯誤，並且要留意異端中的善意信仰（good
faith），Kung大膽地評論說：
偉大的異端者很少走捷徑，他們不計代價全然委身於自己的理想；為自己的信仰奉獻與犧牲一切：這是他們能形成巨大影響的原因。在這方面，偉大的異端者與偉大的聖人相似。是那些生來非為殉道的教會群體－不論是位尊或渺小的不冷不熱信徒、教會中的圓滑之輩、或外交之流－所未曾能理解的。31
接著Kung指出，異端與教會偉大聖人的不同，在於異端人士不向權威低頭，異端反叛者往往認為他必須堅持信念而決心反抗，不然，根據良心來講就是出賣真理、自我放棄。針對此，誰能對他們作最後的裁判呢？32當然，這裡頭也有一嚴肅的問題需認真辨明，即異端者的理想是值得尊敬，為信仰犧牲的熱情毫無保留，的確，與聖人們一樣，他們的行徑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與體會，但是難道聖人們只是一群跟當權者妥協的人而已嗎？大德蘭（Teresa
of Avila）與十字架約翰在世之時，都與教會當權派有所對立，甚至為此受監禁、迫害，然而身後卻獲得尊敬；可見重要的是所堅持的信仰真理是否屬於真理，或者只是己見。貧窮生活與福音教導是基督徒該當實踐的德行，但是能否成為用來指責與攻擊他人的利器則值得商榷，而瓦勒度派被中世紀羅馬教會當局斥責為異端，後來又慘遭法皇等舉兵殺害，這是政治與宗教糾纏的禍害，更不合乎基督徒愛的精神。面對教會中的各種福音運動，基督徒應本著基督的愛彼此包容學習，了解、聆聽然後細心分辨，讓主耶穌在終末之時判斷這一切。
結論 評斷瓦勒度派的是非，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從天主教教會歷史的觀點，與從更正教出發的想法相差就頗大。在天主教觀點之下，能有像K𤦂g所提醒，呼籲以善意寬待異端的思想，那是實在難得的見解，一般而論，以羅馬教會論立場來看，瓦勒度派難逃被判是異端的命運；若是從更正教的思想來說，基本上同情瓦勒度派的說法較多，像Garnier,
Molland, Qualben, Latourette, Walker及陶理等即是，甚至有更正教學者認為瓦勒度派是中世紀黑暗時代的中流砥柱，「保留了純正的道理，又認同聖靈大能的工作，…教導其信徒該按著雅各書的模式去為病人禱告治病」33；這當中尚有一種見解很特殊，是根據另類歷史觀點來看瓦勒度派，這種說法指出瓦勒度派的信徒是：
他們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時代。他們就如那些所謂…「保羅派」信徒，或其他名稱的信徒一樣，絕對不是什麼「改革宗」，因為他們無需改革，並非如羅馬…或其他地方教會那樣，腐化墮落，離開了新約教會的樣式；他們自始至終，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時期教會的內容。自君士坦丁時期相沿下來，那些專心傳講福音，建立教會的信徒，一直沒有中斷過，也沒有受當時的教會與政治聯結的關係所影響。…在托勒斯山脈和亞爾卑斯山谷一帶，得以存留為數不少的基督徒；他們熟諳聖經，而且沒有玷染當時得勢又自命為教會…拜偶像及其他的歪風惡俗。34
Broadbent從各種史料舉證要說明瓦勒度派與早期使徒教會的淵源，他們比宗教改革更早，注重靈性、持守福音精神甘願過貧窮生活，照顧窮人與年老信徒，從不過問政治，卻重視教育，講道的人多有大學學位，甚至「他們的教會亦從未經過任何的改革，因此他們得稱為『福音派』。」35如果上列敘述皆屬實在可靠，我們需重新思考真正的宗教改革精神與其意義。
瓦勒度派的信仰生活方式，果然如此的話，也難怪教會史家會認為瓦勒度派屬於加爾文主義；不過，若主張瓦勒度派早於宗教改革，或根本可以說與宗教改革無關，亦都無過。我們知道加爾文自身生活相當儉樸，他當牧師幾乎無薪水可領，靠著在學校教書微薄謝禮與學生寄宿來糊口，但是他工作愉快，他的婚姻生活是如同聖經所說照顧孤兒寡婦，這樣實際的見證，與瓦勒度派的生活模式相去不遠，36瓦勒度派
「他們主要的目標，就是跟隨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效法祂的樣式。…只有基督才能叫人明白祂的話；人若愛祂，就必遵守祂的話。」37，在教義上「他們相信在揀選的事上，神有絕對的權柄，配合人自由的意志。…隨時準備拼死為真理辯護，極力強調實際的敬虔和安靜的行善並事奉神等」38，而加爾文主義素來所高舉的便是上帝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od）、將榮耀歸于上帝－只為上帝的榮耀，此外，加爾文主義基本上接受上主揀選的信仰理念，看來在歷史上瓦勒度派所要見證的似乎也是此一信仰精神，因此，我們可以說瓦勒度派與加爾文主義者在基本信仰的態度上十分相像；甚至照推理說，瓦勒度派可能比加爾文派的信仰更古老、更忠實於使徒教會的精神，也為了信仰的真理付出更慘痛之代價，即使被稱為異端也在所不惜。
十字軍簡述
（本文轉載自http://tamerlane.uhome.net/word/crusades.htm）
數個世紀以來，對於歐洲的基督徒來說前往聖地朝拜是一項最為普遍的活動。雖然重要的宗教中心都在歐洲，但許多重要聖地卻在巴勒斯坦。塞爾柱土耳其人的興起，讓前往耶路撒冷和其他中東地區的旅行危險性驟增。土耳其人對非回教徒沒什麼好處，並且結束了阿拉伯人與基督徒之間尚稱和平的關係。同時，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佔領有價值的土地，給予拜占庭極大的壓力。1095年，為了回應來自拜占庭皇帝請求協助的要求，教皇烏朋號召了由基督教戰士所組成的十字軍，企圖從回教徒手中重新奪回巴勒斯坦。
徵募十字軍一事激起歐洲騎士的熱烈回應，一方面是出於本身激烈的信仰，一方面教皇也保證只要為聖戰而死均可得到上天國的回報。此外另一個誘因，是有機會在海外攫取土地與財富，獲利比起與家鄉親族或和鄰近地區爭奪要強上許多。
到了1097年，一支含及朝聖者和教派信徒的三萬大軍由君士坦丁堡橫越到小亞細亞。儘管領袖之間一直爭鬥不休，而十字軍與拜占庭支持者間的承諾也告破裂，這支東征的隊伍依舊踉蹌前進。在此過程中，土耳其人只受到程度不高的侵亂。法蘭克的重騎士和步兵並沒有跟阿拉伯的輕騎兵和弓兵作戰的經驗，但騎士的耐力和體能讓他們贏得一連串徹底勝利的戰役。安提阿於1098年因內部變節被佔領，耶路撒冷則在1099年因駐軍虛弱不足以抵擋攻擊而淪陷。基督教徒經常在勝利後不分年齡、信仰或性別對居民進行屠殺，名聲因而大壞。雖然許多十字軍在戰後返回家園，但也有若干強悍的戰團留下來建立與歐洲相仿的封建王國。
在巴勒斯坦的十字軍統治者，在人數上遠遠落後於他們試圖要控制的回教徒人口，因而採取興建城堡與雇請傭兵的方式掌控回教徒，不過，法蘭克的文化和宗教卻博得了該地區居民的好感。十字軍從他們安全的城堡基地出發，向入侵的阿拉伯人作出攻擊和攔截。百多年來敵我雙方都是以典型的游擊戰作對抗。法蘭克的騎士雖然強大但移動速度慢，而阿拉伯人儘管無法抵擋這些重騎兵的衝擊，卻能以輕騎加以包圍，使其部隊失去作戰能力，好在沙漠裡設伏來捕捉他們。雖然十字軍建立的王國控制了沿岸地區，在補給和增援上不虞匱乏，但是定期的入侵和百姓的不滿情緒，皆表明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失敗。
由具備作戰能力的基督教僧侶所組成的戰鬥團旨在為聖地而戰。聖殿騎士團和救傷團的騎士成員主要是法蘭克人，條頓騎士團的成員是日耳曼人。雖然這些十字軍兇猛而果決，但人數上卻永遠不足以維持地區的安穩。
部份的十字軍王國曾經存在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學會談判、妥協，並且挑撥不同的阿拉伯族群自相殘殺。然而一個偉大的阿拉伯領袖的出現，統一了各個回教的族群，這位領袖就是在1174年成為埃及和敘利亞蘇丹的沙拉丁。1187年，他在沙漠中大敗十字軍並再次佔領耶路撒冷。
在另一個世紀裡，由於僅僅取得一次罕有的短暫成功，歐洲人數度矢言重新控制聖地和耶路撒冷。多達八次以上的十字軍東征，在遭到反擊敗陣之前，大多僅能取得沿岸地區以及內陸上的些許進展。第四次的十字軍東征甚至沒能抵達巴勒斯坦，反而在維尼斯總督的領導下洗掠君士坦丁堡，為拜占庭帶來一次難以復元的無情打擊。最惡劣的一次十字軍東征就是發動於1212年的兒童十字軍，幾千名歐洲兒童遠渡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卻在那裡被出賣作奴役。
十字軍所遺留下來的，除了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新的敵意與封建體系的惡化，同時也暴露出新的文化。此外，由於很多領主陸續破產並在死後遺留土地給國王，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農奴成為十字軍後不再回來。新的詞彙隨著東征後加入到歐洲的語言裡面，例如cotton（綿）、muslin（平紋細布）、divan（沙發床）和bazaar（市場）。歐洲人還帶回許多新奇的紡織品、食物和香料。這些新鮮貨品的需求，加速了貿易活動，義大利的商業城邦國家（尤其是熱那亞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發展。這種需求尚促進了自十四世紀開始的大發現時代。十字軍所帶回來的金銀財寶並增加了地方上的貨幣供應，大力提昇經濟的成長。
聖殿騎士團簡介
（本文轉載自http://www.lucifer.hoolan.org/swords/Aticls/paladine.htm）
聖殿騎士團也是在到過聖地，以及十字軍東征後才建立的。它的起源鮮為人知。約1118年，香檳區有個叫德•帕英的騎士，也許是聖伯爾納的親戚。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大道上，德•帕英和幾個朋友一起保護朝聖者。這些“基督的可憐騎士”，得到了安茹的富爾克、香檳區的于格（Hugus
de Champagne）等十字軍要人支持。他們決定要通過清貧的生活，采用奧古斯丁修會的教規。聖地的國王和宗教領袖，則引導他們去保衛和作戰。
在西方，甚至連修會的成員，對這種生活準則也不見得贊同，對為獻身于上帝的人指定新目標，也感到不安。頌揚“基督騎士團”，庇護聖伯爾納，認為十字軍東征是軍人的理想職志，都有利于推行1128年通過的教規。修士們應該打擊與信仰為敵的人，服從修會的修士會議和教皇。除了教皇之外，他們別無其他教會的權威。
1139年，英諾森二世確認了他們的教規，而聖伯爾納寫了《新軍榮譽贊》（De
laude novae militiae）後，再也沒有人懷疑修士的使命。
聖殿騎士團以封地為基礎。他們的封地多半在外省，由受封騎士或教士管轄。修會里的13名要人，推選出一位團長來管理修會。修士之間也有分工︰勞動的是職業修士，神父專職祈禱，騎士和士官負責打仗。外界的贈與幫助了修會發展；聖殿前的王宮，讓修會有了聖殿騎士團這個名稱。德•帕英和同伴在西方巡行，獲得了極大的地產，奠定了西方的聖殿騎士團封地的基礎。聖殿騎士團還有其他發財方法︰有權募捐、遺贈所得、組織朝聖團去海外、從事東西方之間必需的銀行業和交易活動。
聖殿騎士團掌握著東西方的商業，就像擁有一個各式分行的機構。它接受君王定期存款，法國和英國國王就曾將御庫托巴黎和倫敦的聖殿騎士團保管。它也讓人存放首飾和寶物，要付利息和押金，但可以從遠方轉交，為的是要和意大利商人競爭。總之，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金融圈中，地位舉足輕重，許多人認為它富甲天下——這一點顯然名過其實，因此也導致了它的毀滅。
在十字軍東征史上，聖殿騎士團是個重要的名字。從軍事觀點來看，它是一支經驗豐富的職業軍隊，可隨時動員三百名騎士、士官、反土耳其的人和步兵部隊。
這支兵力基本上不受王室指揮，因而在發生沖突時，指揮權的歸屬就會出問題。另一方面，它守衛著聖地的大要塞，如托爾托斯、薩菲德、朝聖者城堡、伯弗特、白色夏斯太爾、紅色夏斯太爾等等，因而在保衛敘利亞•巴勒斯坦的法蘭克人王國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從政治角度來看，聖殿騎士團也十分重要。耶路撒冷的王權很脆弱，從1170年開始，團長德•里德福爾就與雷蒙三世不合，造成了歐洲軍隊在哈廷戰役的潰敗。聖殿騎士團往往和撒拉遜人建立直接的外交關系，而不顧及其它相關的利益。在13世紀的耶路撒冷王國，聖殿騎士團支持貴族派和反皇帝派，這種做法與較為正統的醫院騎士團相反。總之在13世紀，聖殿騎士團是拉丁東方的真正主人。
1291年，法蘭克人的王國崩潰。修會成了問題。它的使命本就與十字軍東征息息相關，而且有人指責教士傲慢、凶暴、吝嗇，于是有了合並各個軍事修會的計劃。大家知道，“美男子”腓力的顧問巧妙利用這些批評，還加上一些異端邪說、毫無根據的指控。1307年10月，他們推翻了聖殿騎士團，說服了軟弱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在1312年的維也納宗教會議上取消了修會。聖殿騎士團的財產移歸醫院騎士團，總團長德•莫萊（Jacques
de Molay），于1314年3月18日受火刑，燒死在柴堆上。
中世紀教皇與皇帝之鬥爭
（本文轉載自http://www.twbm.com/window/liter/philwest/philw_39.htm）
自從大貴格利到西維斯特二世的四百年間，教皇制經歷了許多次驚人的變遷。它曾不時隸屬於希臘的諸皇帝﹔或有時隸屬於西方的諸皇帝﹔並在其他時期更隸屬於當地的羅馬貴族﹕雖然如此，西元八世紀和九世紀中，一些精明強乾的教皇卻乘機建立了教皇權力的傳統。從西元600年起到1000年這一段時期，對於瞭解中世紀教會，以及它與國家的關繫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教皇擺脫希臘皇帝獲得了獨立，這與其歸功於他們自己的努力，毋寧歸功於倫巴底人的武力––當然，教皇們對此是不存任何感謝之意的。希臘教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隸屬於皇帝，皇帝認為既有資格決定信仰問題，又有任免主教以至大主教的權限。修道僧也曾努力爭取擺脫皇帝而獨立，為此他們曾不時地站在教皇的一方。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們，雖然情願歸順於皇帝，但他們卻絕不承認自己在任何程度上隸屬於教皇的權力之下。皇帝為了抵抗義大利境內的蠻族，不時需要教皇的援助，這時他對教皇的態度恆比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對教皇的態度還要友好。
拜佔庭被倫巴底人戰敗以後，教皇們深恐自己亦將被這些強悍的蠻族所徵服是不無理由的。他們藉著與法蘭克人結盟而解除了這一畏懼。當時法蘭克人在查理曼領導下已徵服了義大利和德意志。這一同盟產生了神聖羅馬帝國，––該帝國曾有一個以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協調為前提的憲章。加洛林王朝迅速地衰頹了。教皇首先從其衰頹中獲得了利益，西元九世紀末葉，尼古拉一世將教皇的權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國內普遍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羅馬貴族的實際獨立，西元十世紀時，他們控制了羅馬教廷並帶來了極其不幸的結局。教廷及一般教會，如何通過一次偉大的改革運動，從而擺脫了對封建貴族的隸屬即將成為後面一章中的主題。
西元七世紀時，羅馬仍處於諸皇帝的武力統治之下，那時的教皇們若不順從即須遭難。有些教皇，例如﹔霍諾留斯竟至順從了異端觀點﹔另外一些教皇，如﹕馬丁一世終因反抗而遭到皇帝的囚禁。西元685年到752年間的大多數教皇均系敘利亞人或希臘人。由於倫巴底人越來越多地兼並了義大利，拜佔庭的勢力遂日趨於衰頹。皇帝伊掃利安人列奧，於西元726年頒布了聖像破除令，對此不僅整個西方，就連東方的大多數人士也都認為是異端。教皇們強烈地和卓有成效地反對了這一禁令﹔西元787年在女皇伊琳﹙最初為攝政者﹚治下，東羅馬帝國廢棄了聖像破除令異端。然而，與此同時西方發生的一些事件，卻永遠終止了拜佔庭對羅馬教廷的控制。
大約在西元751年，倫巴底人攻陷了拜佔庭義大利的首都拉溫那。這事雖使教皇遭到倫巴底人的極大威脅，但也使他們脫離了對希臘皇帝全面的隸屬關繫。諸教皇由於一些原因更多地喜歡希臘人，而不喜歡倫巴底人。首先，諸皇帝的權力是合法的，而蠻族的國王若非為皇帝所冊封，是被看做篡位者的﹔其次，希臘人是文明開化的﹔其三，倫巴底人是民族主義者，而教會則仍保持其羅馬的國際主義。其四，倫巴底人曾為阿利烏斯教派，在他們改宗以後，他們仍舊帶著某些令人厭煩的氣味。
西元739年倫巴底人在國王留特普蘭領導下企圖徵服羅馬，但遭到求援於法蘭克人的教皇貴格利三世的強烈反抗。
克洛維斯的後裔，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們已經失去法蘭克王國中的一切實權﹔國家大權操於大宰相手中。當時的大宰相，查理˙馬特爾是個非常精明強乾的人，他和英國國王徵服者威廉一樣，也是個庶子。西元732年，他在圖爾的決定性戰役中打敗了摩爾人，為基督教世界拯救了法蘭西。羅馬教會為此本來應該感謝他，但他出於財政上的需要竟而攫取了教會的一些地產，因此降低了教會對他的功績的評價。但他和貴格利三世於西元741年相繼逝世，而他的後繼者丕平，則使教會方面感到十分滿意。西元754年教皇司提反三世為了逃避倫巴底人曾越過阿爾卑斯山往訪丕平，並締結了一項證明對雙方皆極為有利的協定。教皇需要軍事保護，而丕平則需要只有教皇才能賜予之物﹕正式承認他代替墨洛溫王朝最後一個君主，取得國王的合法稱號。為了答謝，丕平把拉溫那和過去拜佔庭總督在義大利的全部轄區贈給了教皇。由於這項饋贈無從期待君士坦丁堡當局的承認，所以這就意味著同東羅馬帝國在政治上的分離。
假如歷代教皇隸屬於希臘歷代的皇帝，天主教會的發展將要迥然有所不同。在東方教會中，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從未獲得擺脫俗界當局的獨立，或有如教皇所獲得的那種高於其他教士們的優越性。起初所有主教均被視為平等，而東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一直固持著這種見解。尤其在亞歷山大裏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諸城中尚有其他東方的大主教，但在西方教皇卻是唯一的大主教﹙然而自從回教徒入侵以後這一事實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在西方––東方並不如此––俗人自從數世紀以來就大部分是文盲，這就給予西方教會以東方所沒有的方便。羅馬的聲譽淩駕於東方任何城市之上，因為羅馬兼有帝國的傳統，又有彼得､保羅殉道，以及彼得曾是第一任教皇等傳說。皇帝的威望或適足與教皇的威望相頡頏，但卻沒有一個西方的君主能夠這樣作。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往往缺乏實權﹔此外皇帝的即位尚有待於教皇給予加冕。由於這些原因，教皇從拜佔庭統治下獲得解放一事，對於教會之獨立於世俗王國，對於決定性地建立教皇政治用以管理西方教會乃是必不可缺的。
在這一時期裏有過一些極其重要的文件，例如﹕“君士坦丁的贈予”和偽教令集，我們無須涉及偽教令集，但必須敘述一些有關“君士坦丁的贈予”的事項。為了給丕平的饋贈披上一個古老的合法外衣，教士們偽造了一個文件，把它說成是君士坦丁皇帝頒布的一項教令，大意說，當他創建新羅馬時，他曾將舊羅馬以及其所有的西方領土贈給了教皇。作為教皇世俗權力基礎的這項饋贈竟被以後中世紀的人們信以為真。文藝復興時西元1439年它才為羅倫佐˙瓦拉斥為贗品。他曾寫了一本“論拉丁語言幽雅”的書，而這種幽雅自然是八世紀作品所缺乏的。在他發表了這本駁斥“君士坦丁的贈予”的書和他的另一起讚美伊壁鳩魯的論文之後，奇怪的是，他竟被當代熱愛拉丁文風勝於教會的教皇尼古拉五世任命為教廷秘書。雖說教皇對教會的領地的管轄權是以那項偽托的贈予為依據，然而尼古拉五世卻並未提議放棄教會所轄的領地。
這個有名文件的內容曾為C﹒戴利勒˙伯恩斯概述如下﹕
在概述了尼西亞信條，亞當的墮落和基督的誕生之後，君士坦丁說他患了痲瘋病，由於多方就醫無效因而前往求助於“朱比特神殿的祭司們。”他們建議他殺死一些嬰兒，並在嬰兒的血中沐浴，但由於嬰兒母親們的眼淚，他乃放還了她們。當夜，彼得和保羅向他顯現，對他說塞爾維斯特教皇正隱居於蘇拉克特的洞穴裏，他會治好他的。於是他便來到了蘇拉克特，這時“萬國教皇”告訴他彼得和保羅不是神，而是使徒﹔並拿出他們的畫像給他看，他認出這兩個人正是上次顯現時的人物，並在他所有的州長面前承認了這事。於是教皇塞爾維斯特指定他穿著馬毛衫進行一段時期的贖罪﹔然後給他施了洗禮。這時他看到有手從天上觸及他。於是他的痲瘋病被治好了，並自此放棄了偶像崇拜。以後，他和他所有的州長們､元老院貴族以及全體羅馬人民考慮最好將最高權力讓給羅馬的彼得教廷，並使其淩駕於安提阿､亞歷山大裏亞､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之上。然後他在拉特蘭宮內建立了一所教堂。他把皇冠､三重冠和皇袍賜給了教皇。他把三重冠戴在教皇頭上，並替教皇牽著馬韁。他“把羅馬，以及西方所有的省､縣和義大利城市讓給賽爾維斯特和他的後繼者﹔永久作為羅馬教會的管轄區”﹔然後，他遷到東方，“因為在天上皇帝已經設置了主教權位和基督教首腦的地方，世俗的皇帝已不配再去掌權了”。
倫巴底人並不順從丕平和教皇，但他們卻在屢次戰爭中為法蘭克人所戰敗。西元774年丕平的兒子查理曼終於進駐了義大利，徹底擊敗了倫巴底人，自認為他們的國王，然後佔領了羅馬，並在此確認了丕平的贈予。當時的教皇哈德理安和列奧三世發覺在各方面促進查理曼的計劃是對他們有利的。查理曼徵服了德意志的大部地方，以強烈的迫害手段使撒克遜人改信了基督教並於最後獨自恢復了西方帝國，在西元800年的聖誕節由教皇加冕即皇帝位。
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在中世紀理論方面劃了一個時代，但在中世紀實踐方面卻遠非如此。中世紀是一個特別熱中於法權虛構的時代，當時的虛構主張前羅馬帝國的西部地區˙在˙法˙律˙上仍隸屬於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皇帝是被認為˙合˙法權威的唯一源泉。法權虛構的大師查理曼曾主張﹕帝國的皇位尚無人繼承，因為統治東方的伊琳﹙她自稱皇帝而不稱女皇﹚是個篡位者，因為女人是不能做皇帝的。查理從教皇那裏為自己的主張找到了合法根據。因而教皇與皇帝從最初就有過一種奇妙的倚存關繫。無論是誰，若不經羅馬教皇加冕就不能做皇帝﹔另一方面，數世紀以來每一代強力的皇帝都主張有任免教皇的權限。中世紀法權的理論有賴於皇帝與教皇雙方的決定﹔雙方雖都為這種倚存關繫而感到苦惱，但歷時數世紀之久一直無法避免。他們彼此之間經常發生摩擦，這種摩擦時而有利於一方，時而有利於另一方。西元十三世紀裏雙方的鬥爭終於達到無從和解的地步。教皇雖獲得了勝利，但不久以後卻失去了道德上的權威。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二者並存了幾個世紀，教皇一直延續到現在﹔皇帝則延續到拿破侖時代為止。然而，所建立起來的關於雙方各自權力的精致的中世紀理論，卻在十五世紀時即失去了效力。這理論所主張的基督教世界的統一，在世俗方面被法蘭西､西班牙以及英吉利等君主國的強權所摧毀﹔在宗教方面則為宗教改革所摧毀。
關於查理大帝和其隨從的性格，蓋哈特˙澤裏格博士曾概括敘述如下﹕
在查理的宮廷裏展開了波瀾壯闊的生活。我們在那裏既能看到豪華與天才，也能看到不道德的行為。查理一向不注意那些招致在他周圍的人們。他本人並非一個模範人物，因而對於自己所喜歡的人或認為有用的人都能許以最大的自由。他雖被稱為“神聖的皇帝”，但他的生活卻顯不出什麼神聖。阿魯昆就曾這樣稱呼查理，並讚揚皇帝美麗的女兒羅楚德是一位嫻淑的女性，儘管她和梅因的羅得利克伯爵陳倉暗渡，生過一個男孩。查理離不開他的女兒們，他不允許他們結婚，因此，不能不使他得到這樣的後果。另外一個女兒蓓爾塔和聖裏其耶修道院虔誠的院長安吉爾伯特之間生過了兩個男孩。事實上查理的宮廷是個恣情縱欲的生活中心。
查理曼是個精力充沛的蠻人，在政治方面與教會結成同盟，但他卻不關心個人的虔誠。他既不會讀又不能寫，但他卻掀起了一次文藝復興。他在生活上是放蕩不羈的，同時又過分溺愛自己的女兒。但他卻不遺餘力地勗勉臣民過聖潔的生活。他和他的父親丕平一樣曾巧使傳教士的熱誠為自己在德意志擴張勢力，並設法使教皇服從他的命令。教皇們都心滿意足地聽從他的命令，因為當時的羅馬已成為一個蠻族的都市，如果沒有外界的保護教皇自身的安全是毫無保障的，而且歷次教皇的選舉也早已變成了混亂的派系鬥爭。西元779年，地方的敵對者逮捕了教皇，把他投入監獄，並威脅要刺瞎他的眼睛。查理在世時似將開始一個新秩序，但他死後卻除去一套理論以外什麼也沒有遺留下來。
教會所得的利益，特別是教廷所獲得的利益，比西羅馬帝國所得的利益更為穩固。在教皇大貴格利三令五申下的一個修道僧團體勸化英格蘭改信了基督教，因此英格蘭比那些有主教､但習慣於地方自治的國家，對羅馬更為恭順。德意志的改宗主要是英格蘭傳教士聖鮑尼法斯﹙西元680–754﹚的功績。他是個英格蘭人，曾是查理˙馬特爾和丕平的朋友，並且全面效忠於教皇。鮑尼法斯在德意志建立了許多修道院。他的朋友聖戈勒在瑞士建立了一所名為聖戈勒的修道院。根據某些權威者所述，鮑尼法斯曾按《列王紀上卷》中的儀式為國王丕平舉行過塗油式。
聖鮑尼法斯的原籍是德汶州，受教育於愛克塞特和溫徹斯特。他於西元716年去弗利西亞，但不久即返回。西元717年他去到羅馬。並於西元719年被教皇貴格利二世派往德意志去勸化德意志人改教，以及對愛爾蘭傳教士的影響進行鬥爭﹙可以追憶的是﹕愛爾蘭傳教士曾對復活節的日期和削發的形式犯了錯誤﹚。他在取得相當成就之後，於公元722年回到羅馬，在羅馬被貴格利二世任命為主教，並宣誓服從教皇。教皇給了他一封致查理˙馬特爾的信，並任命他在勸化異教徒改教的使命之外，去鎮壓異教徒。西元732年他被提升為大主教﹔西元738年他到羅馬作了第三次訪問。西元741年教皇劄卡理阿斯任命他為教皇使節並命令他去改革法蘭克的教會。他建立了弗勒達修道院，並為這修道院制訂了一套比邊奈狄克特教團還要嚴格的規章。然後他和撒爾茲堡的一名愛爾蘭籍主教，維吉爾發生了一場爭論。維吉爾雖曾主張在我們的世界以外尚有其他世界，但也是一位被正式列入聖籍的人物。西元754年鮑尼法斯和他一同回到弗利吉亞後遭到異教徒的屠殺。德意志基督教之所以成為教皇派，而不成為愛爾蘭派，主要是由於他的功績。
英格蘭的一些修道院，特別是在約克州的那些修道院，在當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羅馬統治期間的不列顛文明早已蕩然無存，由基督教傳教士所導入的新文明幾乎全部集中於全面直接仰賴羅馬的邊奈狄克特派修道院。可敬的畢德是賈羅地方的一個修道僧。他的學生埃克伯特，約克的首任大主教，建立了一所教育過阿魯昆的教會附屬學校。
阿魯昆在當代的文化中是一重要人物。西元780年他於前往羅馬途中，在帕爾瑪謁見了查理曼。皇帝僱他教法蘭克人拉丁語，和教育皇帝的家屬。他在查理曼的宮廷裏度過了大部分生涯，從事教育與建立學校。晚年他當了圖爾的聖馬丁修道院院長。他著了一些書，包括一本用韻文寫的約克教會史。皇帝雖然沒受過教育，卻深信教化之功，他暫時緩和了黑暗時代中的黑暗。但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卻為時很短。約克州的文化逐漸為丹麥人所毀滅，法蘭西的文化也遭到諾曼人的破壞。撒拉森人襲擊了義大利南部，攻克了西西裏，並甚而於西元846年襲擊了羅馬。總而言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裏西元十世紀堪稱一最黑暗的時代﹔因為西元九世紀曾受到英吉利一些僧侶，以及約翰˙司各脫這一傑出人物的拯救。
關於後者，我即將作一較詳的介紹。
查理曼死後加洛林王朝的衰頹以及查理曼帝國的分裂，首先為教廷帶來了利益。教皇尼古拉一世﹙西元858–867﹚曾把教皇的權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東西兩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和法蘭西禿頭王查理﹔和洛林王羅塔二世﹔以及幾乎全體基督教國家的主教們發生過爭執﹔然而在幾乎從所有的爭執中他都取得了勝利。許多地區的僧侶早已依附於地方諸侯，於是他便著手扭轉這種局面。他的兩大爭端是關於羅塔二世的離婚事件，和關於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伊格納修斯的非法罷免事件。貫穿整個中世紀時期教會的勢力，經常乾預皇室的離婚問題。國王都是些剛愎自用的人，他們認為婚姻的不可解除是一項只限於臣民的教規。然而只有教會能締結神聖的婚姻，假如教會公佈某項婚姻無效，那末就很可能引起王位繼承紛爭或王朝戰爭。因此教會在反對皇家離婚事件和非法婚姻事件中佔有極其有力的地位。在英格蘭，教會在亨利八世治下喪失了這種地位，但在愛德華八世治下又恢復了這種地位。
當羅塔二世申請離婚時，他獲得了本國僧侶的同意。但教皇尼古拉卻撤掉了默認這事的主教們，並全面拒絕承認該王的離婚申請。羅塔的兄弟皇帝路易二世為此曾進軍羅馬試圖恫嚇教皇﹔但終因迷信性恐懼的增長而撤退。於是教皇的意志終於獲得了勝利。
伊格納修斯大主教的事件是饒有興趣的，這事說明教皇在東方依然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力。伊格納修斯因交惡於攝政王巴爾達斯而被免去大主教的職位﹔弗修斯乞今本為一俗界人士，卻被提升為大主教，拜佔庭政府請求教皇批准這件事。
教皇派遣了兩位使節前往調查﹔他們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後，因受到恫嚇，竟而同意了既成事實。這件事曾在教皇前隱瞞了一段時期，但當教皇得悉這件事後，他便採取了斷然的措施。
並在羅馬召集了一次宗教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免去了一名使節的主教職務，同時又罷免了授予弗修斯聖職的敘拉古的大主教﹔他咒逐弗修斯﹔斥革所有經弗修斯受予聖職的人，同時並恢復了因反對弗修斯而被革職的人的職位。皇帝米凱爾三世為此十分惱怒，他給教皇寫了一封忿懣的信，但教皇卻回答說﹕“國王兼任祭司，皇帝兼任教皇的日子已成過去，基督教已把這兩重職務分開了，基督徒皇帝關於永生問題需要教皇，但教皇除去在有關屬世的事務方面是不需要皇帝的。”弗修斯和皇帝為了報復也召集了一個宗教會議，會上將教皇破門並宣佈羅馬教會為異端。過了不久，皇帝米凱爾三世遭到暗殺，他的繼承者巴歇爾恢復了伊格納修斯的職位，並在這件事上公開地承認了教皇的權限。這一勝利發生於尼古拉死後不久，而又幾乎完全歸功於宮廷革命的暴發。伊格納修斯死後，弗修斯重新當了大主教，從而擴大了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間的裂痕。因此，假如從長遠著想，尼古拉在這件事上的政策不能說是勝利的。
尼古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主教們比強加於國王們更為困難。大主教們認為自己是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們是不肯馴服於一個教會的君主的。然而尼古拉卻主張主教的存在主要歸功於教皇，當他在世時，他總算大致上成功地普及了這種見解。在這些世紀裏，有過主教應該如何任命的重大疑問，主教們原先是由忠實的信徒從主教區城市中用口頭選舉出來的﹔其次也經常為附近教區主教們的宗教會議所選出﹔但也有時為國王或教皇所選任。主教們可因重大理由得從撤換，但他們究竟應該受到教皇，還是地方性宗教會議的裁判則是不明確的。所有這些不明確之點恆使得這樣一種職位的權能有賴於各該職位負責人的毅力和機敏。尼古拉把教皇的權力擴張到當時可及的最大限度﹔但在他後繼者的統治下，這種權力重新陷入了一個低潮。
西元十世紀時教廷完全被置於地方性羅馬貴族的統治下。這時關於教皇的選舉問題還沒有既定的制度﹔教皇的選任有時仰賴群眾的擁戴﹔有時仰賴皇帝們或國王們，有時就象在西元十世紀中一樣仰賴羅馬市的地方掌權者。這時，羅馬和教皇大貴格利在世時有所不同，羅馬已不是一個文明的城市了。這裏不時發生派系戰爭﹔一些豪門望族又不時通過暴力和貪汙的聯合手段攫取統治權。西歐的紊亂和衰頹在此時已達到使全體基督教國家幾乎瀕於毀滅的程度。皇帝和法蘭西國王已無法制止在其境內名義上仍為其諸侯的一些封建主所製造的無政府狀態。匈牙利人襲擊了義大利北部，諾曼底人入侵法蘭西海岸，直到西元911年將諾曼底地方劃歸他們，他們才以此作為交換條件皈依了基督教。然而義大利和法蘭西南部最大的危險卻來自撒拉森人，他們既不接受基督教，也不尊重教會。大約在九世紀末葉，他們徵服了全部西西裏﹔並定居於那不勒斯附近的嘎裏戈裏阿諾河畔﹔他們破壞了蒙特˙卡西諾及其他大型修道院﹔他們在普羅望斯海岸有一塊殖民地，並從那裏劫掠了義大利和阿爾卑斯山谷地帶，遮斷了羅馬與北方的交通。
撒拉森人對義大利的徵服為東羅馬帝國所阻止，東羅馬帝國於西元915年戰敗了嘎裏戈裏阿諾的撒拉森人。但其國勢卻不能象查士丁尼徵服羅馬時那樣，足以統治羅馬。教皇的職位在將近一百年的歲月中竟變作了羅馬貴族階級或塔斯苛拉姆諸侯的賞賜物，公元十世紀初最有權力的羅馬人是“元老院議員”狄奧斐拉克特和他的女兒瑪柔霞，教皇的職位，幾乎為該家所世襲。瑪柔霞不但相繼有好幾個丈夫，而且還有無數的情夫。她將其中的一個情夫提升為教皇號稱塞爾玖斯二世﹙西元904–911﹚。她倆的兒子是教皇約翰十一世﹙西元931–936﹚﹔她的孫子是約翰十二世﹙955–964﹚，他在十六歲時便當了教皇，“他使得教皇的墜落達於底極，由於其荒淫的生活和奢靡的酒宴，不久便使拉特蘭宮成為世人注目之的了。”瑪柔霞可能成為女教皇朱安﹙PopeJoan﹚傳說的根源。
這一時期的教皇們當然喪失了以前諸教皇在東方所具有的一切勢力。他們失去了教皇尼古拉一世對阿爾卑斯山以北主教們行之有效的統治權。各地的宗教會議對教皇聲明了全面獨立，但它們對專制君主和封建領主們卻保持不了獨立。主教們日益為世俗封建領主所同化。“因而，教會本身也象世俗社會那樣，成為同一無政府狀態的犧牲﹔各式各樣的邪惡毫無止境地蔓延著﹔一些稍事關心宗教及關心拯救信徒靈魂的僧侶無不為當前普遍的頹廢而悲嘆，於是他們便引導著忠實信徒去注視那世界末日的景象和最後的審判。”
過去有人曾認為當時流行著一種恐怖，就是說，當時的人害怕西元一千年將成為世界末日的年份。然而，這種想法卻是錯誤的。因為自從聖保羅以來，基督徒就一直相信世界末日的臨近，而他們卻依然如故地進行其日常的工作。
為了方便起見，西元一千年不妨被認為是西歐文明衰退達於極點的年份。從這以後開始了一直延續到西元1914的文化上升運動。開始時，這進步主要須歸功於修道僧的改革。在修道僧教團以外的大部分僧侶早已變得暴戾､敗壞和世俗化了﹔由於虔誠信徒布施而來的財富與權勢腐化了這些僧侶，這種事情甚至在修道僧教團中也屢見不鮮，但每當道德力有所衰頹的時候，一些改革家必以新的熱忱，使其重新振奮起來。
西元一千年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轉折點還有另外一項原因。大約在此時期，回教徒和北方的蠻族至少停止了對西歐的征戰。哥特人､倫巴底人､匈牙利人和諾曼人相繼入侵﹔各部族相繼改信了基督教，但每一部族都削弱了文明的傳統。西方帝國分裂為許多蠻族王國﹔諸國王對他們的臣屬喪失了統治權﹔從而呈現了一種具有經常大小不同規模戰事的普遍無政府狀態。最後所有強悍的北方徵服者部族都改信了基督教，並定居於各地。諾曼人是最後期的侵入者，他們特別顯示了文明的才智，他們從撒拉森人那裏奪回了西西裏，從而保衛義大利不受回教徒的威脅。他們把丹麥人從羅馬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大塊英格蘭領土重新納入羅馬的版圖。當他們一旦定居於諾曼底之後，立即允許了法蘭西的復興，並對它給予了實質的幫助。
我們用“黑暗時期”這一詞匯來概括西元600年到西元1000年這一段時期意味著我們過分著重了西歐。這一時期，適值中國的唐朝，也就是中國詩的鼎盛時期，同時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是一個最為出色的時期。從印度到西班牙，盛行著伊斯蘭教光輝的文明。這時舉凡基督教世界的損失不但不意味著世界文明的損失，而且正好是恰恰相反。當時沒有人能想象西歐在武力與文化方面會在以後躍居於支配地位。對於我們來說好象只有西歐文明才是文明，但這卻是一種狹隘的見解。我們西歐文明中大部分文化內容是來自地中海東岸，來自希臘人和猶太人的。論及武力﹕西歐佔優勢的時期起自布匿戰爭到羅馬的衰亡––約為西元前200年到西元後400年間的六個世紀。此後在武功方面便再沒有任何一個西歐國家能與中國､日本或回教國家相提並論了。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我們的優越性一部分須歸功於科學和科學技術，一部分須歸功於在中世紀裏慢慢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從事物的性質方面來看，這種優越性，是沒有理由持續下去的。俄國､中國和日本，在當前的大戰中顯示了很大軍事力量。所有這些國家都把西方國家的技術和東方的意識形態––拜佔庭､儒教或神道的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印度如果獲得解放，也將貢獻出另一東方的因素。假如文明繼續下去，在未來的幾個世紀裏，文明必將呈現文藝復興從來從來未有的多樣性。有一種比政治的帝國主義還要難於克服的文化帝國主義。西羅馬帝國滅亡許久以後––甚至到宗教改革為止––所有歐洲文化都還保留著一抹羅馬帝國主義色彩。現在的文化，對我們來說，是具有一種西歐帝國主義氣味的。在當前的大戰之後，假如我們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適，那末我們就必須在思想中不僅承認亞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認亞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這種事將要引起什麼變化，但是我確信，這些變化將具有極其深刻和極其重要的意義。
卡諾莎之恥
（本文轉載自http://www.orientcoins.com/german/histroy/h5.htm）
自從查理大帝於西元800年被羅馬教皇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以後，竟使羅馬教皇有了與世俗政權爭權奪利的資本，從而導致了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政教之爭。在薩利安王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統治時期，這場政教之爭最為激化並最終導致戰爭。
1075年，教皇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趁德國國內局勢未穩之際，命令亨利四世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的權利，宣佈教皇的地位高於一切世俗政權，甚至可以罷免皇帝。對此，亨利四世以召集德意志主教會議，宣佈廢黜教皇相對抗。於是貴格利七世發佈敕令，廢黜德皇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對他的效忠誓約。與此同時德國國內以土瓦本公爵魯道夫為首鬧獨立的一些諸侯宣稱，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寬恕，他們將不承認他的君主地位。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亨利四世再也無法顧及自己高貴的皇帝身份，演出了一場德國版的“負荊請罪”。
這位德皇決定暫時委屈一下自己，前往義大利北部托斯坎納伯爵夫人的卡諾莎城堡（Canossa），以向隱居在那裏的教皇懺悔請罪的方式來爭取時間。1077年1月，年僅26歲的亨利四世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站在滿地白雪的卡諾莎城堡的院子裏。根據習慣，年輕的德皇赤足披氈站在寒冷的雪地裏苦苦懇請教皇接見，並原諒他這個認了罪的人。而貴格利七世這位出身低微的手工匠人的兒子，硬是讓高貴的德皇在室外整整等了三天，直到使其受盡了精神上的侮辱後才出來恩賜給這位懺悔者一個赦罪的吻。
從表面上看，教皇貴格利七世是這場鬥爭的勝利者。而真正的勝利者卻是亨利四世。
因為此後反對他的諸侯們就失去了另立皇帝的藉口。而且人民也同情他並站到了他的一邊。亨利四世得以有時間平息以魯道夫為首的諸侯反對派。1080年，魯道夫在戰鬥中死去。亨利四世立即揮戈南下，將矛頭直指義大利，準備以武力血洗“卡諾莎晉見”之辱。1084年，德皇大軍攻陷羅馬。貴格利七世匆忙出逃。亨利四世遂另立新教皇革利免三世。次年，貴格利七世在孤獨中客死義大利南部的薩萊諾。一種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實用主義氣度使亨利四世終於笑在最後。
卡諾莎城堡（Canossa）
主後1075年，教皇貴格利七世（Gregory
VII）命令亨利四世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的權利，引發了一場「授職權」之爭。教皇以「天授神權」之說，在貴族的支持下，開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並廢黜了他的王位。1077年，亨利四世來到卡諾莎城堡（Canossa），在雪地裏叩門求赦，向教皇悔罪認錯，並重新取得教籍。此歷史事件說明，君王的權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這位受到奇恥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後，重新振作，打敗敵對勢力，攻回羅馬，使貴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死於途中，報一箭之仇。
皮德蒙谷（Piedmont）
皮德蒙谷是瓦勒度派信徒居住、出沒之處，亦為天主教極力肅清的地區。1488年，瓦勒度派在此受到攻擊。此處亦為1655年復活節，大舉誘騙屠殺瓦勒度信徒之所。
杜林（Turin）
杜林位在離米蘭約車程兩小時的地方。此處之所以聞名，是因為聖約翰大教堂附屬的小禮拜堂裏，藏有一件傳說是包裹耶穌的裹屍布，又稱杜林裹屍布。此布被視為義大利國寶，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1202-1204年），從君士坦丁堡帶。1578年，路易士公爵的後人將它捐給聖約翰大教堂後，即一直收藏於此，鮮少對外展覽，廿世紀僅公開展覽過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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